■ 社论

　　据新华社报道，《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报道中联重科财务问题，近日被长沙警方跨省以“损害商业信誉罪”的名义抓走。昨日，长沙警方称，之所以刑拘陈永洲，是通过《新快报》从2012年9月26日至2013年8月8日所发表的18篇中联重科负面文章（陈永洲署名的有14篇），认定陈永洲“捏造”了涉及中联重科的三项主要事实，并称对18篇文章所造成的损失情况进行了鉴定。

　　昨日，《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记协有关负责人时了解到，总局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坚决维护新闻记者正当、合法的采访权益；中国记协已与公安部联系，要求确保记者人身安全。

　　对经营者进行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是媒体的正当权利，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监督批评权的延伸。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如果因为刊发批评性报道，就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就可以跨省刑拘，这触及了新闻从业者的生存底线，触及了法律和文明的底线。

　　我国刑法规定，损害商业信誉罪是扰乱市场秩序罪的一种，该罪的入罪标准非常严格。之所以如此，意在保护公众和新闻单位对经营者的合理批评、舆论监督权。无论是公众对经营者的批评、评论，还是记者及新闻单位的采访报道，只要不是无中生有、故意捏造，没有收“黑钱”，即使所言所称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也不可能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

　　而且，记者采写的稿件需要经过编辑、审核、签发等环节才刊发出来。这是典型的职务行为。正如中国记协负责人所说，目前就《新快报》提供的资料显示，陈永洲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公安部门也未提供发现该记者有违法行为的证据。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不应当对正常履行职务的记者做有罪推定，实行通缉和拘捕。

　　长沙警方仅仅根据《新快报》刊发的报道，就跨省刑拘记者，明显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是滥用刑事司法权的体现。

　　另外，长沙市公安局声称，认定嫌疑人陈永洲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中联重科的商业信誉，是经市公安局执法监督支队审核的。请问，一个市局的执法监督支队有什么权力和资质，鉴定、审核新闻报道是否捏造？报道的真实性自有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专业判断，也可交由法院裁决，而不能由地方公安单方面随意界定。

　　3年前，《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跨省追捕，罪名同样是“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最后以当地警方撤销对记者的刑事拘留决定，并当面道歉为结局。

　　还有15天就是记者节了，此事却让公众心生“记者劫”之感慨。如果此事没有一个公开、透明、公正、合法的解释和结论，将伤害整个新闻行业和所有从业者。

　　当然，记者也不能滥用新闻采访权，媒体的舆论监督要依法进行，对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更要依法保障。在处置这类事件时，公权力机关，特别是刑事司法机关，应当严格依法、高度审慎，以免成为一些单位或个人排斥异己、对抗甚至打压舆论监督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