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了，如果经济上没有补偿，人身安全也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在这种情况下，证人选择不出庭，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数月前，中国留学生董小姐在英国拉夫堡大学宿舍丢失一部价值3000元的iPhone4手机，英国警方在另一个城市为其找回手机。近日，盗窃犯在法院受审，董小姐将受英国警方邀请出庭作证，往返中英的机票，以及在英国的食宿、交通费用10000元人民币左右，由英警方承担。（1月17日《新京报》）

　　一个小小的刑事案件，为确保证人出庭，英国人可以说不惜代价，这种对证人出庭的重视，对司法公正要求之严苛，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这也是被制度逼的。在英国，控方（警方）提交法院的起诉书必须在背后记载本方证人的姓名，必须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否则，视该证据为不存在，由控方承担不利的后果。证人不出庭的例外情形只有两种，一是用各种方法都无法使证人出庭作证（例如下落不明），二是该证人为一不可信赖的证人。这两种情况下，若该证人证言不是对案件基本事实无关紧要，则控方承担败诉后果无疑。

　　正因为证人不出庭有如此严重不利的后果，英国警方才不惜一切代价让证人出庭，英国证人出庭率之高，也可想而知了。

　　而在中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却非常低。例如据有关资料，深圳中院的证人出庭率一直徘徊在2％至5％之间；北京某中院辖区某年度的5500件刑案，证人出庭的只有29件，只占案件总数的1％。著名的李庄案一审中申请了6名证人出庭作证，最后一名也未出庭，法庭解释的理由，居然是证人不愿出庭。这种情形下的办案质量自然难以得到保障，出现一些荒诞离奇的冤假错案，也就不足为怪。

　　刑诉法在修订前，我国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律对证人出庭的硬性要求不够；刑事审判流于形式，法院对检方配合有余、制约不足，许多刑事法官存在“证人不出庭，质证更简便”的意识等，但证人出庭缺乏足够的经费和人身保障，恐怕也是重要的因素。一方面，证人不出庭，法律没有规定任何不利的后果；另一方面，证人出庭了，经济上没有补偿，人身安全也没有十分保障。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在这种情况下，证人选择不出庭，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好在，新修订的刑诉法加强了对证人权益的保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加强了对证人的人身权的保护，规定了对证人及近亲属的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等措施；二是明确了对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规定证人因作证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予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不过，要让这些措施执行到位，恐怕还得在制度上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才行。

　　与此同时，新刑诉法对证人应当出庭也作了一些硬性的要求，例如，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也看到，法律对“证人应当出庭”加了这么严格的限定条件，相比英国警方为一个3000多元的小案子，花万元多代价保障证人出庭，我们的证人出庭“门槛”，有必要进一步降低。

　　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这难以保障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辩护权，有碍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证人出庭，事关“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能否落地，所以，国家当在资源上给予充足的保障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