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如梭，吻部突出如剑，头部、背部和尾鳍呈青灰色，腹部呈白色，这条将近4米长的白鲟标本被安置在武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生物博物馆里。
现在，人们只能通过标本来了解白鲟本来的样子。2019年末，白鲟被研究人员宣布已经灭绝，灭绝时间可能在2005-2010年间。
作为长江中的“猎食者”，成年长江白鲟个体最重可达500公斤，体长能达7米，在长江渔谚中被称为“万斤象”。根据记载，曾有人在南京捕获过7米长的长江白鲟，创下世界淡水鱼类体长的最高纪录。
白鲟灭绝的消息再次将长江生物保护话题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推到人们面前。事实上，不止是白鲟，当下，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长江生态系统濒临崩溃。
为恢复长江生物多样性，长江流域从2020年起开始十年禁渔，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
“我今年86岁，我希望96岁时还能看到长江的400余种鱼，中华鲟、江豚等珍稀水生生物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作为长江十年禁渔的首倡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对新京报记者说。
“很多鱼类可能正排着队走向灭绝”
2019年12月31日，十年禁渔期前的最后一天。东洞庭湖，水位已降至全年低点，大片湖底裸露在外，渔船搁浅在岸边。
一位渔民穿着连体雨鞋站在一处浅滩上，收着渔网，这是他在洞庭湖里的最后一张网，网里没有鱼。
1月1日，洞庭湖渔民向记者展示他们曾经用过的“迷魂阵”。禁渔后，所有渔网都已收到船上。新京报记者韩沁珂摄
“上世纪90年代初，一网下去满满都是鱼，站在船上就能看到大鱼在水下游动，黑乎乎一大片，现在不行了。”渔民吴龙(化名)说，最近几年鱼整体少了，鲥鱼早就没了，胭脂鱼和鳡鱼也基本没有了，最常见的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还捞得到，但数量和大小早已比不上从前。
长江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一直是渔民的生计来源。作为世界水生生物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有水生生物4300多种，其中鱼类424种，特有鱼类180余种。现在，长江的生物资源正面临巨大危机，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为“无鱼”等级。
生物完整性指数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水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指标，其中鱼类生物完整性指数等级从高到低分为极好、好、一般、差、极差、无鱼。
“严重衰退，濒临枯竭。”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副所长陈大庆如此评价长江的渔业资源现状。
据陈大庆介绍，他们在对长江中游四大家鱼的调查中发现，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渔获物中四大家鱼的比重不仅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由20%以上下降至10%以下，而且优势年龄组也由3-4龄衰退至1-2龄。
“所捕获到的鱼日益低龄化、小型化、低值化。”他曾在10多年前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鱼资源量的下降，引起四大家鱼繁殖群体数量相应下降。
事实上，四大家鱼不只是重要的经济鱼类，其资源动态也是长江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标。“通过捕食，四大家鱼可以影响饵料生物的密度和种类组成，进而影响食物网的营养等级和稳定性、水生生物群落结构和水体质量，关系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完整。”陈大庆称。
“我国淡水渔业养殖量每年大概是三千万吨，其中一半是四大家鱼。而长江拥有全国最好的野生四大家鱼的鱼种，人工养殖的鱼种会逐渐退化，出现生长慢、发病率高的问题，要保持四大家鱼的养殖长盛不衰，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要把野生四大家鱼的种群保护下来。”曹文宣告诉记者。
与四大家鱼面临同样困境，甚至更加危险的，还有众多大型水生生物。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何舜平表示，灭绝通常是从大型动物开始的，它们的种群数量更少，恢复起来更加困难。
2019年底，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危起伟发表论文指出，白鲟可能在2005年到2010年时已经灭绝。这种中国特有的“淡水鱼王”在彻底消失后才开始广为人知。
“直到白鲟灭绝，我们都没搞清楚它是怎么繁殖的，太可惜了。”何舜平表示。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鱼类研究。他回忆称，90年代初，研究人员曾在长江口采到过白鲟幼鱼，当时有100多条，那之后就几乎没再见过成群的白鲟。
2003年1月，危起伟团队参与救援长江白鲟。受访者供图
危起伟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对于长江白鲟的关键救援时刻是1993年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前,或者至少在2005年预估灭绝之前，然而所有的实质救援工作，包括在历史产卵地的水底传音和试捕，对于人工雌核发育技术的研究等，都是2006年之后进行的，“已经太迟了”。
资料显示，现在，鲥鱼、中华鲟，长江鲟、白鱀豚仍处在灭绝的边缘。
“在长江流域，很多鱼类可能正排着队走向灭绝。”何舜平说，“长江生态系统崩溃并不是骇人听闻，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其后果非常严重。”
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
春季，成鱼在长江中产下数以亿计的受精卵，一个多月后，卵成长为2-3厘米长的苗鱼，待到夏季江水泛滥时，成鱼与成长中的苗鱼通常会为了寻找更多食物而游入湖泊。在这里，幼鱼可以在湖泊中育肥，并利用湖泊中植物躲避敌害。但这种历经无数世代而形成的繁殖习性正在被各种人类活动所改变。
在鱼类研究者看来，水利工程、栖息地被占用、水域污染，过度捕捞是造成渔业资源衰退的主要原因。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水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告诉记者，大量湖泊的通江水道被建闸节制。鱼类能去的湖泊只剩下鄱阳湖和洞庭湖等极少数几个。
“江湖之间建闸阻隔了鱼类的洄游通道，造成被阻湖泊鱼产量下降。”常剑波说，以洪湖为例，上世纪50年代自由通江时，洪湖年平均鱼产量可达到154.5kg/平方千米，60年代建闸后下降到132kg/平方千米，之后更是持续下降;到90年代，洪湖的家鱼品种由80多种减少到了50多种。
滥捕则是加速渔业资源衰减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告诉记者，2007年，他带队到洞庭湖考察，看到当地的迷魂阵犹如天罗地网般将各种幼鱼一网打尽。“连长度只有1.5cm的小鱼都被捕走了，这些鱼的平均重量只有7g左右，有一半是会长很大的经济鱼类，只能被以几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养殖户做鱼饲料或晒成鱼干。”
“迷魂阵”是渔民广为使用的一种捕鱼方法——用网眼极密的网具在湖里插成一个大大小小、弯弯曲曲的圈口阵式，由于七弯八拐，鱼易进难出，因而得名。
10年过去，滥捕的情况依然没有太大改善，曹文宣记得，湖北一水库曾养了约十几万斤外国引进的鲟鱼，因水库突然涨水，这些鱼都被冲入了长江，当时有关部门召集鱼类学家们商讨对策，担心这些鱼会污染中华鲟等珍稀鲟鱼的基因。但最后发现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年不到就都没有了，都被渔民捕走了”。
曹文宣告诉记者，电网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比迷魂阵更严重。2018年，他的同事在鄱阳湖考察中了解到，每只拖网船每天能捕获2-3吨幼鱼。而这只是进入电网的量，没有被网住但被电死的鱼也不在少数。
2018年，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审计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近四年共发生非法电鱼案件3.46万起，年均增长8.8%，其中149起发生在珍稀鱼类保护区内，胭脂鱼等珍稀鱼类被电亡，并导致超过30人死亡。
“酷渔滥捕”同样也影响到了长江里的哺乳动物——江豚。这是一种全身呈铅灰色或灰白色的哺乳动物，头部钝圆，额部隆起，因圆润的宽吻很像在微笑，江豚也被保护者们称为“微笑天使”。
“江豚数量在不断地加速下降。”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丁说。上世纪90年代初，江豚约有2700多头，到2006年，数量已下降到1800多头，2012年，短短六年时间，又下降到1045头。2013年，江豚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物种，同时它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白鱀豚消失后，长江江豚成为长江仅存的一种水生珍稀哺乳动物。
有学者通过对渔业捕捞工具的分析发现，大拖网等一些传统渔具已逐渐减少，电网、雷管、和钩具类似的一些非法渔具越来越多，江豚碰到这些渔具，重则致死，轻则因伤感染细菌病毒后影响正常生活繁殖。
航运业的飞速发展是威胁江豚生存的另一大因素。王丁回忆，在2006年的第一次长江豚类考察中，他所在考察船的速度维持在每小时15公里左右，比一般的商船稍快一些，但他发现，考察船在航行了整整一天后，前方江面上看到的仍是密密麻麻的商船。“在考察船上，想在前面看到一片水都不容易，可以想象江豚在这种地方怎么能够活下去，它根本找不到呼吸的空间。”
此外，商船也可能会直接给江豚带来死亡。王丁的团队在长江布置了很多噪声监测点，他们发现，大部分的监测点的噪声水平已经可以给江豚造成听觉屏蔽，一些监测点的噪声水平甚至会给江豚造成永久性的听觉损伤。特别是在枯水期上下游船只很多的时候，江豚由于被噪声干扰失去了方向感，会撞到螺旋桨，导致死亡。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人工饲养的江豚。新京报记者张胜坡
“水利建设对江豚栖息地的破坏、挖砂、水污染等因素都会导致江豚数量减少，给江豚带来威胁。”王丁说，即便是在江豚保护区，现有保护机制下，很多人类活动也无法禁绝。
十年禁渔
事实上，国家层面已看到了长江流域的渔业现状，并在十几年前就启动了春季禁渔制度。
2003年，原农业部提出，长江流域以葛洲坝为界，以上流域禁渔时间为2月-4月，以下流域禁渔时间为4月-6月。后来，葛洲坝以下流域禁渔开始时间被提前至3月。
然而在曹文宣看来，对于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珍稀动物日益濒危的长江来说，季节性禁渔“没有起到保护的效果”。
2004年，曹文宣让学生到多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学生们发现，禁渔期结束后，渔民捕捞上来的鱼多是当年出生的十厘米左右的幼鱼。这意味着，几个月的禁渔期，仅仅让一些鱼类有了产卵机会，但是孵出来的幼鱼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捕捞了。
“这样捕下去，鱼只会越来越少，不管是放流，还是其他保护措施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曹文宣认为，当时的长江渔业资源状况已经很不乐观了。
从2006年开始，他坚持通过多种渠道呼吁在长江流域禁渔十年。
“十年禁渔”的主张得到了众多鱼类保护学者的支持，中科院院士、原中科院水生所所长赵进东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也多次提交了相关议案。但建议落地过程并不顺利。
“以前有些政府领导觉得这件事很难，没人愿意去做。”曹文宣坦言，起初渔政部门也不太支持“十年禁渔”。
但曹文宣并没有放弃，在他看来，“十年禁渔”对长江生态和渔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现在长江的鱼已经少到渔民用正常渔具很难捕到鱼的状态了，只能用一些非法渔具。”
对于禁渔时间为何是“十年”，他解释，十年禁渔可以让鱼类有相对充分休养生息的时间，以四大家鱼为例，它们的野生种群基数本身已经很低，繁殖量有限，成熟期一般需要四年，十年时间可以给它们两个世代的繁衍期。
呼吁终成现实。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长江保护明确时间表：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2035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生生物栖息地生境得到全面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显著增长，水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
2019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部联合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下简称“方案”)，方案要求，2019年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完成渔民退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到2020年底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完成渔民退捕，暂定实行10年禁捕。
而随着全面禁渔的推进，对非法捕捞的执法需求或将持续增加。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下简称“长江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将会推动各级政府加强渔政执法的投入和队伍建设，增加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推动集约化管理。同时，长江办也计划跨部门长江水上联合执法平台，在交叉水域、重点时段重点打击。
“治偷捕滥捕，需用重典。”一位鱼类学研究者对记者反复强调，特别是开始10年禁捕后。
长江之病是多因一果
十年禁渔为众多长江水生生物提供了恢复种群的机会，但只是停止捕捞还不足以让它们摆脱生存危机。
相关机构也在通过向长江持续投放苗鱼来加快长江水生资源量的恢复。
陈大庆所在的长江水产研究所从2010年起，每年都会在长江中游进行四大家鱼的增殖放流，至今放流到长江的四大家鱼亲鱼数量已超过2万尾。监测结果显示，近年来放流的四大家鱼对长江中游卵苗发生量贡献率达10%左右，2019年长江中游监利段四大家鱼产卵规模达22亿尾,资源量恢复至三峡水库蓄水前的水平，增殖放流贡献率按10%计算，贡献资源量2.2亿尾。
曹文宣建议，在全面禁渔，特别是严格禁止电鱼等非法捕捞后，针对中华鲟、长江鲟等珍稀鱼类，应建立人工繁殖放流站，往自然河流中放流这些物种。“这样才可能收到明显效果，当这些珍稀鱼类形成较大规模的繁殖群体后，便应停止放流，以自然增殖为主。”
“禁渔十年也是个让长江刀鲚重归长江的好机会。”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徐钢春说。他所在的团队从2009年就开始研究刀鲚，也就是长江刀鱼的人工繁殖。
长江刀鱼与鲥鱼、河鲀一起被誉为“长江三鲜”，是长江中下游的经济鱼类之一。由于味道鲜美，长江刀鱼被大量捕捞。上世纪70年代初，长江沿岸的刀鱼产量超过3000吨，从那之后开始直线下降，80年代已经减少到了300余吨，现在，每年野生刀鱼产量约为几千公斤。与数量锐减相伴的是价格飙升，2019年，3两重的长江刀鱼价格超过3000元。
现在，每年人工养殖的刀鱼产量已经达到数百万条，徐钢春的团队每年还会向长江放流刀鱼鱼苗。“放流的短期效果还不明显，但是通过禁渔和持续放流，可能十几年后，刀鱼在长江的种群数量就能得到明显恢复。”
陈大庆告诉记者，现有保护措施虽然对四大家鱼等重要渔业资源的回升有比较明显的作用，但因为其他影响因素依然存在，因此，长江渔业资源的水平和历史最高水平比依然有很大差距。“如果这些因素无法消除，渔业资源的恢复难度还是很大的。”
1月14日，在农业农村部主办的长江珍稀濒危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研讨会上，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坦言，过去，长江一些物种没能保护好，各部门没有通力协作是原因之一。“长江今天的病是多因一果，仅仅认为渔民退出了，长江的病就好了是不客观的。”
“15年前，(相关部门)一边倒认为长江的鱼少了，主要原因是捕捞过度。”马毅表示，现在，“受拦河筑坝、水域污染、非法捕捞、航道整治、岸线开发、挖沙采石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长江水生生物衰退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马毅说，这一论断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已经没有争议。
“相比其他陆生动物来说，我国现在对鱼类的保护意识还不够。” 曹文宣告诉记者，水域生态系统的首要功能是净化水质，如果水资源被破坏了，人也会生病。“我们不光是在保护几条鱼，而是在保护整个生态系统，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的健康。”
新京报记者 张胜坡 韩沁珂
编辑 胡杰 校对 范锦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