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湿纸巾是什么垃圾呀？”
“干垃圾呀！”
最近几个月，杨莉（化名）与6岁的女儿之间经常发生类似的对话。杨莉家住上海市长宁区天山新苑，今年4月份起，小区开始执行上海最新的垃圾分类政策，居委会给每家每户都分发了4个垃圾桶，“可回收物是蓝桶、有害垃圾是红桶、干垃圾是黑桶、湿垃圾是棕桶。”杨莉说。
在天山新苑，以前每两三栋楼前就有一个垃圾桶，现在垃圾桶被撤掉，居民需要把垃圾统一送到投放点：西门、南门和垃圾处理中转站。
杨莉女儿就读的幼儿园，也请了专家来做培训。女儿很快成了垃圾分类的小“迷妹”，吃饭时、散步时，总是缠着杨莉聊垃圾分类的话题。
天山新苑是上海推行垃圾分类新政的一个缩影。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它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在此前上海市政府下发的一份文件中，上海市称要以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形成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市场运作、城乡统筹、系统推进、循序渐进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体系。
上海迅速掀起垃圾分类风潮。在线下，遍布上海的8000个生活垃圾“两网融合”服务点、170座中转站开始建设，约5800个居（村）委中，垃圾分类宣传普及活动开始进行。在线上，这一声势浩大的行动搅动了舆论场，有人赞同，亦有人质疑。然而，无论如何，正如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2月份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动员大会上的表态，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
杨莉家的干垃圾和湿垃圾桶。受访者供图。
“上海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上海苦垃圾久矣。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曾在公号“知识分子”上撰文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大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递增，且由于近年来外卖、快递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人均产生量还在快速增长中，垃圾问题形势严峻。
具体到上海，据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史吉平团队今年1月的调研结果，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在2.6万吨至2.7万吨左右。
因此，一直有“上海的垃圾，15天堆起一个金茂大厦”的说法。
数量如此庞大的垃圾，如果不做分类处理，会严重污染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几乎家家户户都用的节能灯为例，一只普通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可污染180吨水。汞还会以蒸气的形式进入大气，一旦空气中的汞含量超标，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不仅仅是节能灯，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新版)名单，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像纸、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镍镉电池和氧化汞电池等都是危险废物。
然而，在采访中，不少上海市民表示，此前对待家庭中的上述物品，均将其作为普通垃圾直接丢弃。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的数据，2017年上海市危废产生量110.44万吨，但综合利用量仅有24.36万吨，仅约五分之一。这无疑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威胁。
不仅如此，垃圾不在源头上作分类处理，会直接导致垃圾后端处理量居高不下，处理能力跟不上，甚至会出现“垃圾围城”的情况。
此前，在垃圾的后端处理上，上海显然有些力不从心，甚至出现过将部分生活垃圾跨省倾倒的情况。
2017年4月，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指出，上海市杨浦区绿容局与无运输处置资质的个人口头约定，由其承运处理生活垃圾，部分垃圾被跨省倾倒。嘉定区安亭镇黄渡环卫所违规将生活垃圾及垃圾中转站委托无资质的上海康家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管理，并允许其违规将垃圾运至外省处置。
如果从源头上进行分类，能极大缓解后端处理压力。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曾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表决通过后表示，通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可以减少约35%以上的垃圾处理量，从而减少生活垃圾焚烧、填埋过程中产生的空气和水体污染，降低填埋场等垃圾处理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能成为国内垃圾分类较早的“吃螃蟹的城市”，除了由于上述紧迫现状外，也因上海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
首先，上海是国内最早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几座试点城市之一，2014年，上海出台《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此次条例中“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干垃圾、湿垃圾”的“四分法”最早就是在2014年予以固化的。李长军在上述文章中表示，2014年上海就已经有少部分小区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有干、湿两种垃圾收运车进行分类收运，并进行分类处置。
其次是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黄怡到德国斯图加特访学。刚到学校，接待人员给她发了一本非常详细的垃圾分类手册，“告诉你什么垃圾应该扔在什么颜色的垃圾袋里。”
黄怡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很多人说上海在学发达国家，但上海的经济也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注：国际组织认定，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的是初等发达国家。2018年，上海人均GDP首次突破2万美元）。因此，“上海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垃圾分类应该在超大城市先行。”
“撤桶并点”、定时投放
杨莉所在的天山新苑小区，4月份撤掉居民楼前的垃圾桶后，设置了3个统一的垃圾投放点，这在上海被称为“撤桶并点”。与此同时，垃圾投放点限定了投放时间，仅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30到8：30才允许居民投放垃圾，这被称为“定时投放”。
和天山新苑一样，上海不少小区都实施了撤桶并点、定时投放。虹口区香港丽园的业主徐新平告诉新京报记者，从6月1日起，物业把原本分布在各个楼层的垃圾桶全部撤掉，在小区设置了3个统一的垃圾投放点。同时规定，在早上7：00到8：30、晚上6：30到8：00可以投放垃圾。
这给一些居民带来了不便。在香港丽园，一位叶女士表示，垃圾投放点距离自己家较远，走过去要绕小区半圈，“权当夜跑”。还有居民调侃，下班后赶不及去投放垃圾，“垃圾分类将成为上海公司推行‘996’的最大障碍，加完班没得丢垃圾了。”
在上海市政协5月29日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也有与会者提到了这种声音。一位政协委员表示，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意味着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对于不少居民而言，肯定要有一段适应的过程，从不适应逐步过渡到适应，最终养成习惯。
曾担任过7年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负责人的政协委员陆月星更是直言不讳：“垃圾分类不是从方便老百姓开始，是从不方便老百姓开始！国内外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垃圾分类开始是极大麻烦不方便，有了这种不方便才能形成特定的意识和习惯。”
杨莉对此深有同感。她在一家美资企业工作，公司从2017年开始探索垃圾分类。在那之前，每个员工的办公桌旁都有一个垃圾桶，大家习惯了将垃圾随手扔进去。垃圾分类之后，五六个员工共用两个大垃圾桶，一个套黑色袋子的装湿垃圾，另一个套蓝色袋子的装可回收垃圾。
“大家一开始肯定觉得不习惯”，杨莉告诉新京报记者，但公司安排了员工志愿者来不定时监督，“扔错就上‘黑名单’，按部门统计。排名倒数的老板还会点名批评。”
两年下来，杨莉和同事们已经习惯了垃圾分类，在自家小区开展垃圾分类之前，员工们甚至会把家里的废弃电池带到单位来扔。
上海环保工作者周春也有类似的经历。周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去年年底，在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小区，最初居民也不配合，但在志愿者值勤一个月后，执勤时间段70%的居民都拎着干湿两个垃圾袋来倒垃圾，并主动除袋。小区每天送去填埋焚烧的垃圾从原来的45桶，降到了28桶。
与此同时，上海市环保部门也在进行人性化的探索。上海市绿容局环卫管理处处长徐志平此前曾表示，“撤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撤销原来的楼层设桶，或者分散投放点的撤销。各方要深入探讨结合小区居民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出最合理的定时定点的投放方案。
在长宁区，对于孤老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居民、上下班时间确与开放时段无法衔接的居民，绿容局提供约定时段志愿者上门分类收集服务，对于主观意愿不配合的居民进行综合劝导。
有些小区也在摸索中寻找平衡点。一位在上海从事垃圾回收工作的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家在浦东新区，撤桶并点后，因投放不便，引起部分业主反对，经反复协商，最终物业在每栋居民楼的楼道里放了四个垃圾桶，居民可以直接将分类好的垃圾分别投放在这四个桶里。
在一位老上海人看来，这些争议只是上海人的“嘴仗”而已，“他们抱怨归抱怨，还是会把垃圾分好类再投放。上海人的契约精神很强，你要是跟他们说好了规矩，他们就会按照规矩去做。”
“垃圾分类还在普及推广阶段”
垃圾到底如何分类，成了不少上海人口中“挑战智商”的难题。
6月初的一天，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的袁婕准备将一根还没吃完的雪糕连同包装扔进路边的垃圾桶，有志愿者看到上前阻止，告诉她手里的垃圾一部分是干垃圾（包装袋），一部分是湿垃圾（雪糕），还有一部分是可回收垃圾（雪糕棍）。在那一瞬间，袁婕心想，“以后再也不吃了”。
网上广泛传播的一个段子反映了市民最初对于垃圾分类的迷茫。“猪吃的垃圾是湿垃圾，猪不吃的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是有害垃圾，可以拿去换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随后，上海市绿容局废弃物管理处通过“垃圾去哪儿了”微信号发文，逐一指出其中错误，并给出了正确分类法。废弃物管理处拟了一个辨别口诀，“可回收物记材质：玻，金，塑，纸，衣；有害垃圾记口诀：药（要）油（有）电灯；湿垃圾记原则：易腐烂，易粉碎；其余都是干垃圾！”
还有微信小程序“垃圾分类小助理”，输入生活垃圾的种类，就可以了解到属于哪类垃圾。如输入“奶茶”，会显示“珍珠是湿垃圾，奶茶杯和塑料盖都是干垃圾”。
除了网络，新京报记者在上海多个区走访发现，街头、地铁口、小区院墙上都张贴有不同类型的垃圾分类宣传画。
在漕宝路地铁站6号口通廊处，两边的墙壁张贴了几十张宣传画，其中一幅画解释了瓜子为什么是湿垃圾，“不要因为瓜子壳是干的就当作干垃圾处理，而是要看其是否容易腐烂，是否可以用于堆肥。”
上海市一地铁站里悬挂的垃圾分类宣传画。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摄
6月29日下午，杨浦区绿容局举行了一场“分类新时尚，公益千人行”活动。活动上，8个女孩儿边舞边唱，这是一段改编自流行歌曲《卡路里》的垃圾分类歌，“分类回收，我无敌/来……来……来，干垃圾/餐盒、胶带、橡皮泥/陶瓷、器皿和废纸巾……”在她们身旁，摆放着四种颜色的垃圾桶。有网友调侃，这简直是“闻圾起舞”。
杨浦区绿容局一位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天，有上千名垃圾分类志愿者在商圈、高校和社区等100多个点位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公益活动。
6月28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绿容局局长邓建平介绍，截至6月中旬，全市共举办培训1.3万余场，培训126万余人次。全市举办宣传活动1.4万余场，发放宣传资料1500余万份，完成入户宣传680余万户。
邓建平在今年4月参加一档民生节目时表示，现在垃圾分类的规则和知识还在普及推广阶段，不要求居民能够百分百准确地分类，先养成好习惯，以后再逐步追求更加精确的分类。
“这是一个城市治理问题”
杨莉是垃圾分类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她有个担心，“我们辛辛苦苦分好类的垃圾会不会被垃圾车一股脑装一起拉走？”
6月16日晚，新京报记者在普陀区普陀路（近江宁路）附近看到，一辆“干垃圾运输车”内混装着干、湿两种垃圾。垃圾箱房里散发出一阵阵腐烂的臭味。
一位熟悉上海垃圾末端处置情况的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上海的末端处置能力还不能完全匹配，因此会出现一些垃圾车混装的情况。
为改变这一局面，上海用于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的投资在200亿元左右，其中大部分投资聚焦末端处置能力的提升。包括2018年新、扩建5座湿垃圾处理设施，另有3座设施在2019年上半年开工建设；干垃圾以焚烧处理为主，计划新、扩建的7座干垃圾处理设施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开工。
走访期间，新京报记者在长宁和静安区看到，垃圾的运送情况已经与以往不同。长宁区的垃圾车将四个桶内的垃圾分别运输，静安区的干垃圾则会先被运送到固体废弃物流转中心，再运送到垃圾填埋场或者焚烧厂处理。
一辆干垃圾清运车驶入上海静安固体废弃物流转中心。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摄
上海绿容局局长邓建平介绍，截至今年5月，上海全市已配置及涂装湿垃圾车908辆、干垃圾车3130辆、有害垃圾车35辆以及可回收物回收车29辆。如果居民发现来收运小区垃圾的运输车有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12345等电话投诉举报。
据媒体报道，7月1日，上海市城管执法部门在静安区愚园路的一家酒店检查发现存在垃圾混投、个别容器未标明垃圾投放种类等情形，开出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的首张《责令整改通知单》。
做好垃圾分类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黄怡表示，街边的垃圾桶应该设计成多大，什么形状，应该放在什么位置，需要有更好的规划和设计。杨莉就遇到了这类问题，他们小区发放的垃圾桶和超市里卖的垃圾袋不匹配，垃圾袋全部偏小。
李长军也建议，社区应该注重配置人性化的设施，像遮雨棚、灯光、洗手池、除袋器等，要充分考虑到居民的各种不方便。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仅靠市民做好垃圾分类是不够的”，从2007年开始研究垃圾处理问题的黄怡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量也很重要。以食物为例，黄怡认为，塑料包装等垃圾并不是居民产生的，还涉及可降解等问题，因此，“这需要一个配套法律。”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亦规定要“推动源头减量”。包括“推动旅馆、餐饮行业限制或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推广使用可循环利用物品”，“提高快递包装物回收利用率”，“加大净菜上市在标准化菜场和生鲜超市、大型超市等场所的推进力度”等。
垃圾处理的末端——垃圾填埋场、焚烧厂的设置也有很多讲究。黄怡说，填埋场、焚烧厂一般会选择建在城市的下风向、远离水源或地域交界处，但甲城的下风向可能是乙城的上风向，因此需要全盘考虑。
“这是一个城市治理的问题，不是仅靠绿容局就可以做好的事。”黄怡表示，做好垃圾分类促进垃圾减量，是我国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需要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机制。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实习生 刘思圆 编辑 王婧祎 校对 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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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既要做好监管者，也要做好服务者
7月1日，上海市正式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有评论称，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地方政府颁布的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中最为严格的一部。除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也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的行为设定相应惩罚规则。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围绕垃圾分类相关问题，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楼紫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胥树凡。
引发关注是好事
新京报：随着上海、深圳、北京等大城市陆续宣布加入垃圾分类试点队列，网友们对垃圾分类也投入了更高的关注度。你如何看待这个变化？
常纪文：这么多网友关注垃圾分类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有了很大提高。第二，上海的一些措施引起社会的争议，比如说定时定点去投垃圾是不是科学合理。
楼紫阳：现在全民的热情被点燃了，这对于做好垃圾分类是有利的。垃圾分类这个事，首先要让民众都知道，大家群策群力才是成功的第一步。以前是环卫部门自己玩自己的，现在是大家一起玩，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新京报：很多网友的言论都是调侃、批评的声音。
楼紫阳：调侃也没问题。通过调侃，广大网友开始知道垃圾分类这回事，官方再来解释说明，不就把垃圾分类宣传出去了吗？这也是一种宣传方式，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拉个横幅，搞个大宣传板，写上“垃圾分类，利国利民”这样的宣传语就完事儿了。
宣传也是要从一个一个小事情做起，把小事情讲得生动了，民众才能更好地记住。这么多网友能自发地投入到垃圾分类的“宣传”中，虽然本意不一定是宣传，而是显示他们的存在感，但这对于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客观上说是件好事。
处置垃圾的责任需捋清楚
新京报：当前我国大城市做好垃圾分类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解决？
常纪文：很多人认为城市居民素质高，做垃圾分类容易，实际上城市做垃圾分类是最难的。反倒是农村，特别是富裕地区的农村，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农村多数是单家独院，在这种情况下，谁分好类谁没分类很容易发现，也好去指导、奖惩。而城市是大杂居，除非像上海一样，把垃圾桶撤掉，市民把垃圾送去统一的回收点，然后专人定时定点去收集。但这样的问题是，人力成本特别高。因此，我认为垃圾分类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楼紫阳：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挑战。第一，居民前端分类标准与后端处理设施要匹配，后续垃圾处理设施基本成型，垃圾前端分类力度有必要进一步强化；第二，垃圾收集与转运过程要匹配，主要面临两个问题：如何建立居民可接受、易操作的分类模式，并与垃圾收运过程无缝衔接，如何解决分类垃圾贮存空间和收运组织匹配问题；第三，协调垃圾处理处置与垃圾回收利用，在前端分类出的有价垃圾能够进入到正常的回收途径，同时分离出不利于后端设备处置的垃圾；第四，协调市场驱动与政府行政推动问题。
在大城市，垃圾的焚烧和填埋基本能做到，在这个基础上，垃圾分类是做什么事情呢？实际上就是优化，把末端的处置方式多元化一点。比如有机质垃圾，即粪便、餐厨垃圾一类，现在要么是埋，要么是烧，为什么不能做成有机肥料？如果把它们做成堆肥，可以种菜、种树等等，而且虫子长得少，这些曾经我们也用过。
蒋建国：我认为挑战还蛮多的，从大的层面来说，我觉得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先把非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处理妥当。垃圾有多种，比如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园林垃圾等，只有把这些非居民日常产生的垃圾处理好了，然后才能更好地逐步攻克居民产生的垃圾。
第二个挑战是居民区垃圾。居民区垃圾量增长最快的是外卖、快递产生的垃圾，这些垃圾回收价值不大。但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是满足了新时代下的公众需求，禁止肯定行不通。如何通过立法来约束平台，让互联网平台企业去承担垃圾回收处置的义务，这是一个挑战。总的来说，是谁的责任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不要把责任全推给公众。
惩罚是必要手段
新京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都宣布将对拒不执行垃圾分类者予以惩罚，因而有观点称，我国垃圾分类进入了“强制时代”。你如何看待通过强制手段推行垃圾分类？
常纪文：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奖惩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在城市里以惩为主，在农村以奖为主。不过，垃圾分类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来努力，刚开始实施就惩罚的话，效果怎么样还有待观察。
胥树凡：通过法律来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到底会有多大成效，现在还不好评估。中国和国外的情况不一样，比如，发达国家多是一家一户，这样好监管，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垃圾桶，做成什么样很清楚；国内的城市基本是高楼，一栋高楼上百户人家，监管者又不可能24小时盯着，一个垃圾桶里有乱扔的垃圾，不好判定是谁家扔的。所以，执法固然必要，但如果纯粹靠执法来达到一个预期效果，能否实现还不好说。
不过，任何良好习惯的养成不是天生的，需要靠有强制性的法规来督促民众培养。比如，乱扔烟头、乱吐痰的现象，以前是很严重的，通过严格的管理才逐渐让人们养成了这样一种意识——我不能随便扔烟头、吐痰，尽管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杜绝。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效力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刚开始就太严，否则可能适得其反。而且，法律不应该只针对民众，而要包括这个体系的所有参与者，如环卫部门、末端处置处理场所等，只有所有人都遵守规则，垃圾分类才能真正实现。
蒋建国：此前，垃圾分类是以宣传、教育、引导、结合公众的配合这种方式在推行，但总体上来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今年开始，国家通过立法来让垃圾分类有实质性的推进，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垃圾分类这件事必须做，至于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这个很难说，但它起码是一种导向——让公众意识到：垃圾分类已经是一种法律责任和义务。每个公民必须按照要求做好，否则就是违法。
新京报：是否会出现选择性执法？
蒋建国：需要大面积执法的都会出现（选择性执法）。比如汽车闯红灯、违章停车，如果没有被摄像头拍到也很难执法，但是一旦交警抓到你了，那你不能说为什么其他人违法不抓，为何就抓我。同样的道理，抓住谁没有按照规定去垃圾分类，那谁就是违法，这不能叫选择性执法。你认为谁没有按照要求垃圾分类却没被抓，你可以去举报。
新京报：相比惩罚机制，激励机制的效果如何？
楼紫阳：激励机制是有边界条件的。上海搞了个绿色账户机制，市民只要做好垃圾分类，就可得到相应的积分奖励，并凭积分可以换取相应奖品。这种机制对大爷大妈有吸引力，但对小白领是没有的，你让小白领去攒积分换洗衣粉是没几个人会去的。发达国家搞垃圾分类也不是靠激励，而是靠执法，靠收垃圾处理费来倒逼的。比如去买东西，很多人可能不会差那五块钱，但有人就是喜欢买便宜五块钱的商品。这是人性决定的。
说到垃圾处理费，说实话，收费的成本可能都比收到的钱多，但为什么还要收费？因为收费后才能让民众感受到钱从他口袋里被掏出去了，他才会去想要做好垃圾分类。收垃圾处理费可以有很多措施，比如跟水费绑在一起，通过售卖特定垃圾袋的方式。通过收费的方式让民众有心痛的感觉，然后减少垃圾的产生。
得有符合国情的垃圾分类模式
新京报：大城市践行垃圾分类，有观点认为要学日本、德国，也有观点认为要探索中国模式。你的看法是什么？
常纪文：谁有用就跟谁学。但有一点，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发展阶段盲目去学。日本、德国好的经验自然都要学，但更主要的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垃圾分类方法。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中国的垃圾结构与日本不一样，与美国也不一样，所以还是得探索符合国情的模式。
蒋建国：早期，我们国家基本上都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和思路。但现在到了必须有我们国家特色做法的时候了。我国城市居民密集度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饮食习惯也不一样，丢垃圾的情况自然也不一样。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垃圾的结构也有新的变化，尤其是外卖、快递行业的发展。日本、德国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此，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国情优化前端的分类、中间的运输和末端的处置。
胥树凡：我听一个朋友说，他儿子定居日本，他孙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垃圾要归好类，包扎好。在日本，家用冰箱的最下层有个专门储存垃圾的柜子，因为餐厨垃圾容易发酵，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容易发臭，因此他们就把餐厨垃圾封好放进冰箱里，要扔的时候再拿出去扔。这种垃圾分类的意识和素质不是十天半月就能培养出来。我们需要借鉴的就是，从现在开始，花点耐心培养下一代、下下一代的垃圾分类意识。
楼紫阳：我觉得德国的做法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日本的经验是学不来的。日本的分类太精细，要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分类，那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不一定划算，不管是居民还是政府。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垃圾分类模式比较适合前端（即居民）粗分，中端尽量做到机器分类，因为垃圾分类毕竟不像是造芯片，不用那么精细，它始终是一个相对粗放型的行业。
政府要做好监管者，也要做好“服务者”
新京报：推行垃圾分类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胥树凡：政府在监管公民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服务，因为政府既是监管者，也是服务者。换句话说，政府不但要告诉公众“你不该怎么做”，还要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是监管，“应该怎么做”就是服务。
以澳大利亚为例，政府给每户居民都免费提供了三个垃圾箱，一个红色盖子的、一个黑色盖子的和一个黄色盖子的。每种颜色代表了应该扔什么类型的垃圾。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做好了服务，所以公众知道“应该怎么做”。
在加强监管这方面，不光是针对老百姓，还需要对垃圾的运输、储存、末端处理等环节都进行监管。如果只是在源头上对居民严格管理，而后续处理环节缺乏监管，垃圾分类最后也会做不好。因此，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个环节都要管理好才能真正做好。
蒋建国：政府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还是要多听一听公众的心声。有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文件，与实际层面的问题已经是“两张皮”，有些官员还以为公众的素质低，认为做不好垃圾分类是公众的责任，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有责任，因为很多“掉链子”的事情都发生在地方政府身上。
比如末端处置能力问题，有些地方的配套回收处置能力是跟不上的。因为从政府的管理角度来说，垃圾混合运输、焚烧的成本很低，而实行垃圾分类了，这方面的投入就要多出很多。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投入，有没有能力投入都可能影响垃圾分类效果的最终实现。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实习生 刘思圆 编辑 王婧祎 校对 付春愔
观点：垃圾分类，说得够多该做了
“是干是湿，让猪试吃，一吃便知。猪可以吃的是厨余，吃了会死则有害，连猪都不吃是其他，能换猪肉的可回收。”近段时间，垃圾分类的话题热度很高，有些帮人们精准垃圾分类的段子与小贴士也随之而来。
虽是调侃，却不难发现，在公众对垃圾分类概念的认知度渐次提升的背景下，很多市民在垃圾分类问题上也开始“动真格”。很多年轻人一边不亦乐乎地玩“梗”，一边暗自发力去践行，构成了此番有些城市强制垃圾分类行动中一道别样的景观。
“垃”开架势，见“圾”行事……有些城市先行试点带来的互动场景表明，在高效动员下，很多市民愿意为了破解“垃圾围城”的困局，而承受随之而来的必要不便；愿意为了减少填埋、焚烧带来的环境隐患，而承担起垃圾减量的责任。
有压力也有动力，有民意共识也有责任意识。考虑到垃圾分类是个需要各方共举的系统性工程，重建一整套垃圾分类体系非一日之功，政府和民众沿着共识相向而行，也就愈发重要。在当下的语境中，官方层面也需要用责任心呼应责任心，着力打通“民意-行动-效果”之间的通道，既唤起民众的紧迫感，也增加民众在垃圾减量和环境提升中的获得感。
比如，尽可能为民众“在不便中创造便利”。“不便”可能是垃圾分类带来的直接感受。毋庸置疑，垃圾分类要成长效机制和常态做法，需要公众习惯于这种“不便”。但在“强制分类”的刚性要求下，尽量多些因势利导，以创造便利的柔性方式去降低民众的参与门槛，也不可或缺。住建部强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需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也蕴含了这层意思。
比如，解除民众对垃圾处理的“后顾之忧”。垃圾分类要取得成效，既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配套设施的完善。不能“四种分类，一车拉走”，更不能“分着垃圾，闻着臭气”。海口扩建垃圾焚烧厂遭遇的民意反弹就颇有典型意义。
垃圾填埋和焚烧，是为了改善人居环境，若在运行中由于管理不到位产生了污水、烟气等二次污染，难免挫伤民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归根结底，关于垃圾分类问题，已经说得够多了，也该做了。毕竟，不能止于“坐而论之”，还应“起而行之”。而从参与主体看，垃圾的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是民众和政府部门的一曲合奏。避免不和谐音符影响到整体旋律，自然也成了对合奏的要求。如今正处于磨合期，各方都要拿出更大的诚意、做出更多的努力，也保持足够的耐心，最终通过日积月累、点滴改良、沟通协调，让垃圾分类如春风化雨般浸入生活之中，纳入常识之内。
从更广的视角看，垃圾分类行动的顺利推进，是对生态环境的重塑，也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长途“拉练”。当每个人都愿意克服“随手扔”的老习惯，愿意为公共环境去付出时间、精力，这其实也是责任意识的觉醒。全社会积极参与、同向而行，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也将随之增强，而个中渐次生长的责任意识，也会为文明氛围的厚植提供最坚实的根基。
孟然（新京报评论员） 校对 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