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废都》、《秦腔》、《古炉》、《带灯》等。

  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贾平凹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上会之前他做过不少调研,准备提交一些议案、建议,其中对于秦岭的建议,他认为应提升到一个精神层面来认识秦岭。

  谈履职:当代表就要反映基层意见建议

  新京报:你是第几次当选人大代表?上会之前做了哪些履职准备?

  贾平凹:我是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当过25年的政协委员。上会之前,做过不少调研,准备提交一些议案、建议。

  新京报:你打算提哪些议案、建议?

  贾平凹:我想提关于秦岭的建议,不光是秦岭的生态保护,更应该提升到一个精神层面来认识秦岭。还有关于“龙”的对外英语翻译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重新翻译关于龙的概念。我还建议会议名单里,女性的名字后边不要注明“女”,取消这个注释。为什么不在男性的后面写个“男”呢?为什么在女性的后面写个“女”呢?我觉得这种做法对女性反而不公平。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代表的身份和职责?

  贾平凹:我本来的角色是写作者,地方作协的一个工作者。我觉得,代表是有一份责任的,要把最基层的人民的意愿表达出来反映上来,对我来说,最起码要把地方上的那些文艺工作者的想法表达出来。要么选你干啥?选你肯定不是从创作这个层面选的,选你就是要你给大家说话的,把基层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上来。

  新京报:这次上会,你最关注的是哪些议题?

  贾平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善和保障民生方面的改革政策、措施,是最令我关注的。一般老百姓关心的更多的也都是民生问题,住房、上学、医疗、健康、污染等等。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特别多,语言特别平实,很多具体的民生方面的事情都写出来了,我觉得这是让人满意的地方。

  谈文学:三年才能完成一部长篇小说

  新京报:有书评人评论说,“我认为一个普通的读者,读懂贾平凹需要一点时间”,你认为呢?

  贾平凹: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我的小说的故事情节不是多么的离奇,不是多么跌宕起伏,所以读起来读得不快,万一读快,又没有那些情节,没有那些离奇的故事,所以说逼着你不能读快,只能慢慢读。就像吃东西,慢慢酌酌才有味儿。

  新京报:最新出版的小说《山本》,是你的第16部长篇小说。从2011年的《古炉》,到2013年出版单位《带灯》,2014年的《老生》,2016年的《极花》,几乎每一两年,你都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有人说“如今的贾平凹已经停不下来了”,是不是这样?

  贾平凹:不是每一两年,实际上一般都是三年才能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比如一部小说,五月份就脱稿了,明年一月份才发表,这样多半年就过去了,一般人不知道这个背景,从明年一月份开始算这个时间段。每一部长篇从头到尾都需要两三年时间。尤其是《山本》,是实实在在的三年时间,这三年除了开会、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处理单位的事情,大部分时间基本上都在写这部小说。每部小说严格来讲,搜集材料、思考构思,费的时间很多。真正开始动笔写,就快了。但是我写作有一个特点,最少要写三遍。比如写一部十万字小说,我先在笔记本上写十万字的草稿;再把草稿拿来,改抄,就是一边改着,看着原草稿,一边重新抄写誊写,写一遍;然后再改一遍,从第一个字,重新又开始写。实实在在要写三遍,十万字起码要写三十万字。如果有大的修改,必须是从第一个字开始,重新写一遍,我就是这种习惯。

  新京报:那么你是不是已经停不下来了呢?

  贾平凹:五十岁以后,创作欲望好象特别强烈,觉得有好多东西要写,所以就写下来了。兜里有东西就要写出来,至于写得好还是写得不好,起码尽自己一些力量,把它表达出来。像鸡下蛋,鸡有蛋你不让他下他也憋得慌。好多人问为啥能写这么多?因为经历的事情也特别多,总想把他写出来。

  而且,创作让我对中国社会保持一种新鲜感,你必须接受这个社会,不能脱离这个社会,因为社会发展很快。

  有的作家有一个毛病,写着写着就不到生活中去,只在房子里写了,文学土壤就板结了。你在一块土地上不停的种庄稼,老给他施化肥,他的土壤就板结了,就不长庄稼了。所以对生活、对社会,要保持一种新鲜感,要研究这个社会,关注这个社会。

  新京报:《山本》之后,你还会给读者一部什么样的新作品?现在在构思什么样的故事?

  贾平凹:创作完一部作品,起码有相当一段时间要读书,要进行生活储存,生活储备。所以这个阶段基本上会读书,或者到下面跑一跑看一看,了解一些情况,至于自己下一步到底写什么?我现在也说不出来。

  新京报:当年你在《古炉》的写作后记中说,“我感激着那三百多支签名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一部《古炉》,历时4年,写坏300支笔,那么其他作品呢?你是不是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创作了?

  贾平凹:实际上现在这个社会,精细的创作是特别难的,他需要自己能静下来,可外部的干扰很多。我现在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虽然我不坐班,但是会议和文学活动特别多,占用了不少时间。除此之外,基本上我都用在写作上。我检讨我这一生,对家庭我付出的还是少。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我付出的太少了。我在自己家以外的地方,又买了个房子作为我的工作室。每天早上,老婆用车把我载到工作室,最迟八点半我必须到我的工作室。晚上回到家基本上都是十二点以后了。年年如此,就是逢年过节也是这样,大年初一吃过饺子,老婆就把我送到工作室了。

  长期这样生活,家里的事情就完全由老婆来承担了,我生活能力太差,比如说社交,处理家里的杂事,亲戚朋友礼尚往来,都推给老婆或者别的人。这点是很内疚的事情。这样时间长了以后,自己也孤僻了,不愿意和更多人在一块。我有女儿也有外孙女,时间长了也想见他们,但是他们一来,又叫她们赶快走,好象把我的平静生活打破了。这也都是自己的毛病。

 

 

  新京报:从《秦腔》《古炉》《带灯》《老生》再到《极花》,题材都是以乡村为主,有观点认为,你身在城里,可心还在乡下,一直都在乡村里,你认为呢?

  贾平凹:截至目前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大量的作品都是乡村题材,可见自己的心思都在乡村,乡村的情况我都熟悉。或许明年或者再过几年,我又转身写城市生活的时候,那时候就发生另外的变化了。

  新京报:有一位书评人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从《秦腔》《古炉》《带灯》《老生》再到《极花》,有着强烈的经验式的乡愁气息,似乎每一部作品都是从对故土故人强烈的某种情感和关照下,用自己相对成熟的自言自语式的厚重的文学口音表达出来的。反思和记忆有很多,他只是把急于跳出的题材和故事用文学之笔呈现出来,拳拳之情和赤子之心随处可见”。你觉得,这段文字,能解释您一直关注乡土文学的原因吗?

  贾平凹:我觉得这位书评人说的很符合我的想法,感谢他的理解。对乡村,确实从内心发出来一种挚爱,发出来一种关心关注,不停的关注他,研究他,所以有好多东西冒出来,想要写成书。当然谁先冒出来,冒得特别强烈就开始写它了,有好多的偶然性。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在庙里抽签一样,摇签桶的时候,看哪个签跑出来?为什么突然写这个题材,不写那个题材?为什么把这个题材提前写了,那个题材后边写了?自己也说不清。

  新京报:最新出版的《山本》,以秦岭为背景,讲述了战争时期,棺材铺童养媳和土匪井宗秀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题材?

  贾平凹:这个题材实际上是以秦岭为背景的,为什么以秦岭为背景?原来我大量的乡村小说、乡土文学都是写我老家的,都是我生活的那个村子。后来我就慢慢扩大了,扩大到秦岭,因为我的故乡就在秦岭里边。《山本》这部小说原来叫秦岭志,后来改名叫《山本》。为什么写这么一个题材?最早的时候我是想写秦岭的草木和动物,秦岭是国家的森林公园,里边的草木有几千种,特别丰富,我想写那些东西。写的过程中,偶然就回味了二三十年前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慢慢匀染,慢慢吸收别的材料,最后就写成了现在这本《山本》。

  新京报:你的作品,《秦腔》讲述了一个小镇、一条小街三十多年的变迁;《古炉》描绘了“文革”时人性的变化,《极花》讲述了一个被拐女孩的命运。能不能概括一下,通过这些作品,主要想表达什么?想告诉读者什么?

  贾平凹:从我的内心来讲,想表现在现实这个时代里,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又是什么样的?继而可以说是梳理中国人的历史和现实。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大时代,变化特别复杂,人心也是特别复杂,我就想把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性好好的挖掘出来,写出来,记录一下这个时代。

  新京报:《极花》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指称作品在为人贩子、拐卖妇女辩护。你其他的作品,比如《废都》,也曾经引起一些争议,怎样看待这些争议?

  贾平凹:《废都》当年引起的争议可以说铺天盖地。我觉得任何作品产生争议可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观念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必然产生争议。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统一的看法,你说东有人肯定要往西。身处的环境不一样,地位不一样,修养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还有一些争议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误读。或许他满肚子学问,满肚子知识,但是他的环境、他的地位,导致他不了解具体的现实生活,他凭书本上的那些知识来理解,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不管怎么争议,我觉得争一争有好处,对的,不怕争议;错的,在争议过程中改正。作为一个作家,必须以最大的真诚面对这个社会,面对人民,也面对自己,真诚的面对生活,也要真诚地面对现实。只要真诚,啥事都好办。就害怕不真诚,或者说假话,或者说矫情的话,或者故意说偏执的话,我觉得那样对别人、对自己、对社会都不好。

  新京报:有书评人说,《废都》是你创作生涯难以超越的巅峰。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贾平凹:别人评价怎么评价都可以,有些人评价作品是从思想角度上,有的人是从技巧上、文本上,别人怎么说那都是别人的事情,我自己就是把我能写的东西都写出来。就像从地里收庄稼一样,从地里能收多少庄稼回来,尽量的都收回来。不能说麦子就比水稻好,也不能说水稻比麦子好,反正只要是庄稼,我都尽一切力量把他收回来。

  新京报:你的作品中经常采用方言,为什么用方言写作?

  贾平凹:实际上不是方言,是西北人或者是陕西人的日常用语,因为我大量的作品写的是西北人的日常生活,写的是日常的生活,说的是日常的话;写的是家常事,说的是家常话,这应该是统一的,并不是说我故意要用方言来写。其实大量的写叙事的文字,基本上尽量还要写叫大家看清楚。只是一些对白,肯定要使用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尽量能符合他的水平、他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方言,但是不能说特意用方言来写作。

  谈网络:关心网络文学 但从没上过网

  新京报:有没有注意到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文学?看过网络文学作品吗?

  贾平凹:社会发展到现在,网络文学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分支,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网络文学中有相当多的优秀的作品,这一点也不能否认。比如说这些年很火的一些电视连续剧,都是网络文学改编的,那么受欢迎,影响那么大,证明网络文学也是不错的。我读过一些网络文学作品,但是读的也不是很多,因为有的作品长得很,读起来比较费劲。我从来没有上网读,都是别人下载之后给我读。

  新京报:你自己从来不上网?

  贾平凹:我连电脑都没有,一直没有电脑,就不上网。但是网上发生的事我还是都知道的,因为周围的人都上网。

  新京报:你为什么不用电脑写作?用电脑不是更方便吗?

  贾平凹:电脑开头没学,后来就再也没有学了。写作过程也是人修行的过程,磨炼自己、提高自己的过程。就像种庄稼,必须要耕地,播种,收获,经过这一系列过程,收那个庄稼你吃起来香,你不能拿回来就吃,这样就体会不到那个过程了。用手写虽然费了劲,可也有好处。像吃面条一样,最早吃面条都是母亲用擀面杖在那儿擀面条。后来突然出现挂面、机器面,大家特别新鲜,都去吃机器面,觉得机器面又方便又好吃又漂亮。吃了几年以后就厌烦了,又想吃母亲给他擀的手工面了。这个时代应该是手工面、挂面、机器面并存的一个时代,不能说机器面就不好了,大量的人现在还是吃机器面,但是谁能吃到他母亲给他擀的手擀面,我估计那更幸福一点。道理是这个道理,要重视那个过程,有时过程里边包含很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