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9日雷洋死亡案经昌平警方公告和媒体披露至今，公众舆论仍在继续发酵。除了极少数媒体以及社交媒体上一些特定标签的网络人士(俗称水军)之外，严肃媒体和公众的舆论始终紧紧盯着一点：从雷洋涉嫌嫖娼在室外被围捕到车上送医死亡，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条年轻的生命，在北京，首都，首善之区，死在警方执法制服他之后送治路上，怎么不会引发公众舆论的关注?

　　随着媒体对事件部分细节的披露和还原，比如，死者受过良好教育、有体面的工作、结婚纪念日、刚生孩子、去接家人的路上，涉嫌嫖娼，等等，这一切，都会激发公众的关切。

　　人们关心，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不仅是家属亲人所关心的，也是公众所关心的。这是成为舆论场热点的基础。

　　进一步激发公众舆论关切的，是对死亡过程发生了什么解释的遮遮掩掩，以及对死者涉嫌嫖娼的用力佐证。

　　在舆论喧嚣的第三天，涉事警方通过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较为详细地向公众还原了当日现场，但这种还原，前后不一的细节，却引发了公众舆论更大的质疑和抨击。事实上，涉事警方的每一次解释，都激发了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弹。

　　需要指出的，这并非什么塔西佗陷阱，说塔西佗陷阱实质上也是一种混淆是非——塔西佗陷阱指的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与负面评价。

　　事实上，雷洋死亡事件中，公众舆论对于涉事警方事后解释的质疑，针对的是涉事警方回应中的疑点，而不是一概的不信——涉事警方在事关一条人命所公开回应的言论和提供的证据，无论在事实证据链条上、还是在逻辑链条上，都存在明显的前后矛盾和疑点，超越公众常识，公众舆论质疑的，还仅仅是这些疑点，谈不上质疑公权力。

　　公众舆论关切这样的案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中国社会走到今天，一代代的人在奋斗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有了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法治意识的提高，而与之相随的，是公众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我一直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也是中国能够走向文明未来的基石。

　　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的发展，不仅进一步打开了公众的视野，更让让公众从原子化的个人，开始在精神和情感上有了越来越深的连接和依赖，这一点，从社交媒体在拆迁征地黑砖窑等各类社会事件上的表现中已可见一斑。每个人开始在他人的命运中得以窥见自己可能的命运。约翰·堂恩的诗开始在这个时代一再被引用：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

　　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所以，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这也成为了一有公权力侵夺民众权利的新闻发生，公众舆论便迅速凝聚的心理和情感基础。

　　不消除公权力对民众权利的侵夺行为，舆论便难消声，任何压制和辩解都会不起作用。

　　而雷洋死亡事件的舆论，再一次为此作了注脚。

　　在本次雷洋死亡事件中，社交媒体也有一些舆论暗指因为死者毕业于人民大学，人大的毕业生多且有影响，所以此事才会如此发酵。

　　没错，人大硕士毕业是死者的一个身份标签，这个标签在事件的传播中一直居于很重要的位置，人民大学的其他毕业生们，部分1988级、1989级，甚至许多已退休了的1977/1978级的毕业生们，写了公开信，这些公开信的呼吁，不过就是要求一个真相。

　　但是，更多不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们，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要求真相的质疑，这种舆论，无关是否人大硕士毕业的标签，而是关乎人的权利，尤其是生命权。除了前述的权利觉醒之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好不容易争得的权利，很可能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就会被公权力轻易剥夺，甚至生命。

　　雷洋短暂的一生，有着鲜明的中国式奋斗的烙印：从乡村奋斗考入首都著名高校，本硕连读后在京城有份体面的工作，娶妻生子，安家落户，成为所谓“中产阶级”的一员。

　　他是与你我所有类似生活经历的人中普通的一个：在单位，他会勤奋工作，可能是个好职员好同事;在家人眼中，他可能是个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在同学朋友眼中，他也会是好兄弟好伙伴;当然他可能也会偶尔喝喝酒踢踢球打打牌，也会开两句咸湿的玩笑，幻想一下邂逅某个心仪的美女，在内心深处甚至生活中可能也有外人不知的秘密……

　　我们曾经坚信，只要努力奋斗，我们会拥有自己的生活，并且一直拥有这样幸福的生活。这是雷洋，也是你我这些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是我们对于生活的基本信念和奋斗的动力。

　　但是，一夜之间，这个玫瑰色的肥皂泡破了。一切不复存在。尽管雷洋事件是个意外，是个偶然，但这些年这样的意外这样的偶然，还少么?这个事今天发生在雷洋身上，明天它又会落在谁头上?

　　人们不相信自己生活的信念如此不堪一击。所以，公众舆论要一个真相，其实也是为自己要一个真相。

　　无论是人大校友的呼吁，还是公众舆论对于警方言说的审视，以及对其他司法机构介入的期待，背后支撑的，依然是这种对司法、对制度、对权力、对进步和美好的生活拥有的信念。

　　5月4日，我在与德国同行分享新京报转型经验教训时举到当时正热的百度莆田系报道例子，德国同行问我，未来中国新闻传播的热点会在哪些方面。我回答说，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涉及普通人尤其是自诩中产阶级个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报道，可能会引发一波又一波的传播热点。因为每个人都能从他人遭遇的事件中，看到自己受侮辱与伤害的影子和命运，这是同一条船上的感觉。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也有一定奋斗积累，但一旦遇事，最易破梦，被剥夺感被侮辱感最强烈，这是支撑奋斗以及对社会体制信仰破灭的过程。而受过教育使得他们比底层更懂得传播扩散这种共同情绪，社交媒体帮助了这种传播扩散，引发更广泛的悲情。从和颐酒店事件到百度莆田事件，都是征兆。

　　如今的雷洋死亡事件引发的公众舆论，一定不会是最后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