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和撰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三卷本的《文集》编入文稿406篇，80余万字，其中的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邓小平“文革”期间的部分文稿，首次对外披露。
凡有手稿按手稿刊用
昨天下午3时，《文集》已经摆上北京王府井书店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专柜。在王府井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新京报记者未见到《邓小平传》。
《文集》白色封皮，扉页上印着一行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文集》出版说明称，邓小平最主要的著作已经编入《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但还有大量的文稿没有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批重要文稿，对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了解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价值，因此编成《文集》。
《邓小平文选》未收录1966年至1974年的文稿，本次《文集》则收录了50余篇邓小平在这期间的文稿，其中包括多篇邓小平在“文革”开始前后的内部讲话和书信。
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编入《文集》的文稿，包括讲话、报告、文章、批语、书信、题词等。已公开发表过的，做了文字、标点、史实订正。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凡有手稿的按手稿刊用。
文稿和传记截至1974年
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是为“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第二起”。
本次出版的《文集》和《邓小平传》，时间都截止于1974年，即“第二起”恢复工作后。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发动多次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文集》记录了邓小平在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态度。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曾在多个场合表态“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他曾说：“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
对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邓小平1959年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说：“这一时期造成党内最大损失的是浮夸风。包括我在内，说了不恰当的话。当时确有那股空气，我们居然相信了，当然也有部分不信。”
收录被打倒期间撰写材料
《文集》还收录了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答复有关单位的询问写的书面材料。
在1972年6月撰写的《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一文中，邓小平简述了自己参加红八军的经历以及红八军失败的原因。这是《文集》中为数不多的，由邓小平亲自撰写的书面材料。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开始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文集》中收录了多篇邓小平“复出”后参加外交活动的讲话。邓小平当时就关注钓鱼岛问题，1974年会见日本社会党友好访华团时说：“像钓鱼岛这样的问题，就是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有历史资料。处理这样的问题，总应该有办法嘛！”同年，他在一次国庆活动上说：“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
【摘要】
谈整风
批评我们的人，大多数是中间分子，有的骂我们也骂得很凶，有那么一股情绪，也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不是恶意，不是想把我们这个政府打倒，无非是过去有一肚子气。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没有讲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当然，也还有不少中间分子是讲了公道话的，而且中间分子讲公道话的越来越多。最近，甚至于批评右派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中间分子的话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我们很有益处，不管讲得如何尖锐。有些对我们有隔阂的，有怨气的，出了气就好了。
——《关于整风运动》，1957年5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说
对有些科学家，特别是有建树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有科学水平的，只要不搞政治活动，中央确定采取不斗、讲清楚的办法。
——《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1957年8月2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等问题
谈大跃进
教训是深刻的或是沉痛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就是方法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毛主席自我检讨了，并对省地市及中央各部委将了一大军。毛主席调研最多，他说也不够。这是这几年的根本教训。
——《大跃进以来的教训是调查研究很少》，1961年3月27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谈“文革”
毛主席：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党政机关。
——1966年6月30日，邓小平起草的和刘少奇联名的信。
谈反腐
根据北京的经验，运动深入后就发现了“老虎”（指三反运动中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的称呼，编注），所以提出“打老虎”的口号。云南现在还没有发现“老虎”，证明运动还不够深入。从内外找材料研究发现问题，从具体的一事一案去研究发现线索，是一定可以打到“老虎”的。
——《三反运动要达到改造干部思想的目的》，1952年1月29日，在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谈形式主义
有的机关每天下班后，规定学《毛选》，学文件，有娃娃的也不能回去。其实，效果很差，是在那里搞疲劳战术。《毛选》怎么学法才有益处，要研究一下，总要让人学得有味道才行，统统按一个办法不行。现在有不少学习标兵，各家都搞了，如果统统按学习标兵那样要求也不行。有些文章学过很多遍，像毛主席的四篇文章前两三年就学，现在又重复学，年年都学，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比如讨论，今年讨论了，明年又讨论，结果大家是带着任务讨论，而不是带着问题讨论。听报告，一次不到就叫不积极。一个报告，听一次就够了嘛！为什么要让反复听？形式主义害死人。
——《共青团如何领导青年》，1965年8月9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
谈钓鱼岛
钓鱼岛，日本叫“尖阁诸岛”，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同日本建交，双方都避谈钓鱼岛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了。要不然，就谈不上建交。可能不久的将来要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可能把这个问题留下来。把这个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不等于保钓运动可以结束。这个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不过以后可能高一阵、低一阵。前一个时候日本提出要霸占这块地方，“保钓”就高一阵；现在暂时不谈这个问题，“保钓”就低一阵，这个运动是长期的波浪式的。
——《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1974年10月2日，会见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正在北京探亲旅行的华裔人士时谈话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