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许多亲历者终生难以逾越的心坎,也是中国必须直面的历史心结。参与作恶的红卫兵不在少数,但公开道歉的却只有寥寥数人。只有足够多个体的清醒、自觉、担当,才能保证我们不再误入歧途。

  ■ 刘伯勤:个人作恶之责不可泯

  致歉人:

  刘伯勤,济南市文化局原文物处处长。2013年6月,61岁的刘伯勤在《炎黄春秋》刊登致歉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家的老师、同学致歉。

  致歉词:

  时因年幼无知,受人蛊惑,又因个性愚顽,善恶不辨。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 陈小鲁:“文革”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宪

  致歉人:

  陈小鲁,开国元帅陈毅之子,文革中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

  2013年8月19日,陈小鲁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博客刊登道歉信。10月7日,67岁的陈小鲁回到母校北京八中,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道歉。

  致歉词:

  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 张红兵:永不饶恕自己“弑母”

  致歉人:

  张红兵,律师。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致歉词:

  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 温庆福:“文革”中错的人太多了

  致歉人:

  温庆福,湖南退休教师。2013年6月,他向87岁的益阳市三中教师张琼英道歉,“文革”中张琼英受到抓捕和批斗,温庆福是参与者之一。

  致歉词:

  “文革”是一场浩劫,我亲眼目睹很多人迫害与被迫害,我这种,算是比较轻微的了。但无论是哪一种伤害,它都是伤害。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其实像我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很多,只是没有公开而已。应该宣传的是那些受到迫害的人,他们经历很坎坷,更应该受到关注。

  我觉得不道歉也是他的自由。没必要让所有人都来道歉,因为“文革”中错的人太多了,而且“文革”中今天是对,明天可能是错的,很多人自己都不清楚。这种事太多了。我在“文革”中也受到过批判,只是不重。如果你问我是否希望别人来向我道歉,我觉得没必要。道歉不道歉全看每个人自己的看法。

  ■ 申小珂:认清错误才有真的自由

  致歉人:

  申小珂、胡滨,北京外国语学校1966年学生。2010年4月20日,申小珂将1780字的道歉信转交给被批斗的程璧老师,2010年10月,申小珂、胡滨在《南方周末》刊登道歉信。程璧“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负责人,她遭到侮辱和毒打,头发被剃去半边,成了所谓“阴阳头”。

  致歉词:

  想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在这场浩劫中,很多同学也深受其害,很多人的家里受到巨大冲击,有的父母被迫害致死,有的因为热爱毛主席,和家庭划清界限,悔恨、羞愧终生挥之不去,受伤的心灵至今不能平复。

  只有认清那个时代所有人的错误,我们的道歉才道在点子上,我们才有真的自由。

  ■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致歉人:

  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被人称为“宋要武”。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红袖章,毛得知她叫宋彬彬后说了句“要武嘛”。8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宋彬彬说,文章非自己所写,她也未改名“宋要武”。

  刘进,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

  2014年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学生、老师、家属见面会上,宋彬彬、刘进致歉。

  致歉词:

  宋彬彬: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刘进: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资料来源: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潇湘晨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