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密的科层化管理
在富士康生产区旁，有整洁的篮球场。而那些球场并不属于普通工人。普通工人们的球场在宿舍楼边的空地上。那里仅有篮球架，地上没画任何线。
等级，在富士康里有着最现实的体现。
富士康曾以“军事化管理”闻名。富士康资深副总经理何友成解释说，那是一种误读，所谓军事化管理，无非是在上班前员工一字站开，听领导布置当天的工作。
但除了这些，富士康还有着严格的科层制度，员工被分为非铨叙（即临时工）与铨叙（可以不断晋升的员工）。非铨叙工作一段时间可升为铨叙。而铨叙分为员3级和师14级。
刚进来的大学生一般为师2级，郭台铭是师14级别工程师。而周立这样的普通工人则属非铨叙。
一位富士康员工说，现在要求宽松很多，不过还保留一些严苛作风，“招工时会被问到有没有当过兵的，一般当过兵的会比较容易升线长组长。”
员工宿舍也有着类似军队的种种规定，规定细到睡觉头吵哪边，床上只能放那些东西。外衣不能自己洗，只能交给洗衣公司洗。
“我曾经在活少时借上厕所出来玩手机，被巡查的课长抓住，连同组长和线长都被责骂。”一位富士康徐姓员工说，“组长他们挨了骂又过来骂我，反正就是这样一层层往下骂。”
学者苏伟伦在他的一本书中，对富士康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严格的制度令富士康成为一个执行力强大的企业。因为这个超大型企业常会接到“大单”和“急单”，所以执行力成为这个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刘开明告诉记者，日本、韩国企业和受日本企业文化影响的台湾企业的等级制度异常森严，他们非常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这种制度本身也会造成精神焦虑和内心压印。而且人们会忽略制度本身的问题。”
“封闭”之城的孤独
刘开明一直关注着富士康自杀事件。他发现，那些跳楼者的内心都极为孤独。有的孤独由企业造成，另一些孤独是员工的性格所致。
而法国学者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
5月14日，富士康龙华厂区男员工梁姓从7层宿舍楼上坠地身亡。他21岁，进厂半年，和同宿舍的员工几乎没说过话，大家对他的信息基本一无所知。
4月6日，观澜厂区，18岁的饶雪琴坠楼，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其入厂才一个多月。父母称，她平时很少和家里交流。
龙华厂区一名田玉于3月17日跳楼，目前也在医院治疗。她也不愿意向家人述说心里的话。
采访中，周立能理解自杀者的孤独心态。他说，是的，这里的人似乎都很孤独。他入厂3个月，还不知道宿舍里任何一个室友的名字，“每天点个头就过去了。”
周立现在的生活像钟摆一样简单，每天就是工作、睡觉，睡觉、工作，还有就是吃饭时的休息，和在路上的行走。厂区太大，每天来来回回的走，就花去周立余下最后的1个多小时。
“顶多就是周末，去找老乡玩。”周立说。
富士康——这个超大型代加工企业——大得就像一座中型城镇。这里有医院、电视台、书店、图书馆、体育场等城市社区的大部分功能。
但周立说他们更想要公园、电影院，以及更多的休息时间或者是社团活动。“不然，这里就是一座封闭的城。”
刘开明认为，孤独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又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有人就会选择自杀。
最后一根稻草
刘开明告诉记者，在上诉环境造成的层层精神压力下，最后再遭受生活上任何一次挫折或失败，都有可能压垮整个生命，“即便有时候这些挫折，常人看来极为细小。”
饶雪琴父母说，女儿是因感情问题跳楼。梁超的大伯梁献中对记者说，因为岗位调动让梁超一时难以适应，梁超觉得“都是陌生人，工作压力很大”。
记者还了解到，有一名坠楼者是因为发现自己不孕不育。
还有一些坠楼者至今不知道原因，比如卢新。
5月6日，22岁男工卢新从阳台跳下身亡。卢新，湖南人，毕业于湘潭大学，家境贫困，靠贷款上学。因为是学校的干部，所以2009年顺利签约到富士康，属于新干班成员。
他性格活泼，爱唱歌，理想，当公务员。他也是在富士康的年轻人中少数往家寄钱的，第一个月工资1800多，他的朋友看到他认真地在汇款单上填下1500这个数字。
入厂后，卢新生活一直很正常。事发前偶尔向朋友曾红领表示，睡眠不好，早晨四五点就醒，此外觉得休息的时间少了点。
5月2日，卢新约同学喝酒，据他朋友说，卢此前很少喝。
5月4日，晚6点多，卢新要求回家。校友曾红领送他到梅林关时，卢突然改变主意，要去宝安汽车站，找朋友。到了车站，卢则去找了警察，说有人要杀他。晚10点半，卢新回到厂。
5月5日，同学通知他母亲来厂。卢知道后，给母亲电话说没事。当天吃晚饭，卢几乎没吃。饭后散步到工作地点附近时，卢不肯往前走。回厂途中，卢出汗、颤抖，被送回住处。
随后，卢辗转睡不着。曾红领等同学看着他。曾红领告诉记者，“后来他说，我熬不过今晚。凌晨时，卢推窗说看风景，随后跳楼。”
发展社团温暖心灵
在跳楼事件频发后，富士康开始开辟关爱热线78585，其为“请帮我帮我”的谐音。但让富士康资深副总经理何友诚有些失望的是，厂区员工大多形色匆匆，不怎么留意那在空中飘荡的宣传条幅。
除此之外，富士康还开办讲座，实行“联防制度”随时了解员工情况，富士康还开始调整员工宿舍，让员工自行组合，以增进彼此关系。
刘开明博士认为，单单开通一些热线不足以解决，代加工企业需要从全方面提供一个良好的社区生活，要让健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刘开明说，富士康曾有过打算建小学、幼儿园，后因政策所限为能成型。
“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刘开明说，学校此类相关设施的齐全，有助于外来打工者建立家庭，融入社区，增加稳定性。政府应该帮助企业建立类似的公共服务设施。
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则认为，整个社会应该对“富士康”所存在的问题加以重视，因为这并不是富士康所独有，而是所有代加工企业都会有的。
袁易明说，代加工型企业是国际分工的产物，只要国际分工存在，它就会存在。而且，中国的成本优势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所以代加工企业在中国也会长期存在。
已经离开富士康的王勇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富士康跳楼事件只是个开头，今后其他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会面临相似困境。”
在发生“第10跳”后，富士康科技集团开始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这些工作措施包括：邀请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等方面知名专家入厂专项指导，首批聘用了１０位专职心理辅导员，首批培训了１００位心理咨询师，为员工排忧解难；建立“员工关爱联席会议制度”，现场解决问题。建立员工关爱中心，为需要帮助的员工提供专业化、全方位的关爱服务。
刘开明说，尤其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更需要多倡导关爱，才能让冰冷的代加工经济多些温暖。而且，还应该让员工自主发起一些组织，以及更多NGO组织能够对员工进行精神和经济上的援助。
本报记者 孔璞 深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