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大红门拆除，现存东门房一处。

　　南六环的南大红门桥。

　■ 溯源

　　海子墙 南海子是元明清时期在北京城南建成的一座大型皇家苑囿，众多统治者曾在此狩猎、军演。在元朝统治者修筑呼鹰台和行殿之后，此地开始正式成为皇家苑囿，名“下马飞放泊”。明成祖扩充了飞放泊，并在四周筑墙、辟门，因与城内积水潭一带“北海子”相对，“南海子”因此得名。清康熙至乾隆时期，曾陆续将城门增至22座，并将明代土墙改筑为砖墙。在迭遭战火、洪水以及人为拆损之后，海子墙至解放前已基本无存。1956年，为改善京城至南苑之间的交通，仅存的北大红门也终被拆除。

　　城南圈地运动从金持续至清

　　南海子东西长达17公里，南北宽约12公里，总面积约210平方公里，约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三个北京城。但在当地百姓中，却一直称它为“方圆四十里的南海子”。

　　大兴区南海子公园历史文化顾问张友才解释，“南海子”是明成祖在元代下马飞放泊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结果。元代的下马飞放泊虽然已经按例作为皇帝游幸和飞放捕猎之地，但还没有圈建围墙。

　　大兴区政协文史办退休干部、南海子文史研究工作者李丙鑫则指出，早在辽金时期，南海子一带已经成为统治者的游猎场所，不过其范围更广，向东一直延伸到延芳淀（现通州区漷县一带）。后来由于永定河道不断摇摆，这片处于永定河冲击平原边缘地带的湿地水域便逐渐向西南收缩到南海子一带。

　　明代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朱棣下旨，决定以元代下马飞放泊所在的四十顷“小海子”为中心，驱散居住在小海子周边的平民百姓，增扩苑囿，并命名为“南海子”。

　　这次增扩，以后来的大红门桥为北界，向南推移三十里为南界，以古幽州大道为西界，以大羊坊沟高粱河故道为东界，并在四周建起方圆百余里的土墙，“设海户千人守视”。

　　对于此次迁移，李丙鑫在考察中发现，南海子周边的许多村庄，比如南侧的刘村、柏村、李村等地，至今仍流传着自己的祖辈曾在“海子里”居住，后被迫搬出的说法。

　　张友才认为，海子墙的建成也造就了“海子里”和“海子外”，南海子才算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皇家苑囿。

　　乾隆加固明代土墙

　　李丙鑫说，明代的南海子墙应该是用黄土采取干打垒的方法夯筑而成。上世纪80年代初，文物工作者在南海子周边考察时，曾在黄土岗公社新发地至潘家庙段发现了一段明代堆筑的南海子西墙的残迹，其墙体正是古代典型的夯筑三合土坯。

　　明代中期以前，历代帝王均曾多次到南海子巡幸游猎，特别是明成祖时期，更是“岁猎以时”。但明中叶以后，皇帝已少有光顾。到万历末年，南海子已到处是“周垣崩圮禽物散”的破败景象。

　　满清定鼎北京以后，顺治十三年（1656年）就开始了对南苑（1644年更名）的大规模修缮。至于海子墙，因为原本皆是土墙，每到夏天，常常被大雨淋毁，因此清初就形成了定制，每年由官府和看护垣墙的海户出资出力修缮，官府占六成，海户占四成。

　　但是，这些海户原本就是靠朝廷从海子里拨付的少量养赡地维持生计，因此，每年垣墙的维修成了他们沉重的负担，以至“贫穷不支”（乾隆《入南红门》诗注）。

　　公元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有清一代对南海子（清代又称“南苑”）最大规模的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浩大的工程持续了五年，耗银达38万两，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将明代修建的土质苑墙改筑为砖墙，并在已有九门的基础上在海子墙四周添建角门十三座。

　　对于城墙的规制，乾隆时期的《总管内务现行则例》中有详细的描述：“底厚二尺三寸（清代一尺合现公制31厘米），顶厚一尺八寸，连蓑衣顶通高一丈……”。墙外有护墙壕沟环绕，各城门下均有石桥相通，海子墙“从此则固尔”。

　　土改砖工程获得最“权威”勘测

　　这次土改砖工程的另一项收获是，海子墙的确切周长被测定为“一万九千二百九十二丈九尺”。为此，乾隆皇帝亲自记下了勘正结论：“今缭垣故址创然按之不过百二十里耳”——

　　就在一年前，他巡幸南苑后所写的《海子行》一诗中还采用旧说，开篇即写道“元明以来南海子，周环一百六十里”——这也是《帝京景物略》等明代旧典中所一脉相沿的数字。经此之后，《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等后出典籍虽然仍在想当然地沿袭旧说，但已不足为据。

　　不但如此，乾隆对于《明一统志》等书所记“南海子在京南二十里”也产生了怀疑，派人实际丈量后，确认永定门与南苑北门北大红门的实际距离为十二里。

　　新的验证是，李丙鑫在绘制明清南海子地图时，通过与现代军用地图相互比照，推算出海子墙的实际周长应为119.62华里。

　　“海子墙和城门虽然早已荡然无存，但确定明清时期南海子（南苑）的范围并不困难。只要在地图上将海子墙门的地名相连，便可大致圈定南海子的范围，即当地百姓所称的‘海子里’，虽然这个所谓的‘海子里’范围已很难像海子墙还存在的时候那么精确。”李丙鑫说。

　　海墙二十三座门各司其职

　　张友才介绍，明成祖初修海子墙时，本来设有四门，即北、南、东、西红门。后来因为北大红门为自京城去往南海子最主要的通道，来往频繁，因此又在其东侧另辟一门，是为小红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形成至尊的九门之制，又在明代原有五门的基础上增辟四门，即镇国寺门、黄村门、回城门和双桥门，皆以附近原有地名命名。

　　长时间内，南海子的海户、苑户等出入海子内外，本来也要经过这些城门。乾隆改建砖墙时，为方便这些人的出入，又在海子四周临近各海户、苑户等居住较集中的地方，另辟了十三座角门。此外，为方便皇帝出东海墙巡幸京南重镇马驹桥，又将东红门从凉水河南侧移至凉水河北侧，旧东红门则弃而不用。“所以，南海子实际上共有二十三座城门。”张友才说。

　　对于城门的规制，张友才起初也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所谓东西南北红门应是南海子的正门，其他门的规格则要小得多，角门更是如此。但是，后来他查考资料发现，北大红门和南大红门作为由京城入南苑或者从南苑出京南下的通道，的确都规制最高，开有三个门洞，上铺黄色琉璃瓦，门色大红。但所谓的西红门其实只有两个门洞，东红门更是只有一个门洞；而双桥门和镇国寺门却都是三个门洞的大门（比南、北大红门略窄）。张友才由此推断，在南苑诸门中，凡是开有三个门洞的，应该都是走皇车的大门，比如双桥门是清帝从南苑去往清东陵的必经之地，而他们离开南苑前往颐和园、圆明园等地时，则会走镇国寺门，绕过京城，奔京西而去。

　　“从此则固尔”只是皇帝个人的期许和自得，从乾隆晚期以后，清廷再也没有对南苑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据《大兴县志》记载，1890年的水灾使得南苑内一片汪洋，海子墙被冲垮多处，海子门也一扇扇被冲刷而去。八国联军大肆焚掠南苑后，清廷敞开南苑大门招甸垦荒。“此后，拆除南苑围墙、盗取城砖的举动，再也没有停止。”张友才说。到解放前夕，曾绵延一百二十里的海子墙几乎荡然无存，只剩一座（北）大红门蹲守在海墙北端苟延残喘……

　　■ 海子墙 柳

　　植柳隔绝庄户与猎场

　　●李丙鑫，大兴区政协文史办退休干部、南海子地区文史研究者

　　在我绘制的明清时期南海子历史地图上，御道两旁以及海子墙内侧，都描上了一些绿色的点表示柳树。御道两旁的柳树起着行道树的作用，但海子墙内侧那一圈柳树可就不简单了。

　　当时，南海子内的海户、苑户和庙户等都在南海子內分有一定的养赡地，后来随着人口增多，这些人在南海子里不断垦荒，逐步向腹地蔓延，甚至有无法控制的趋势，时间一长，连“瓜户地”、“香火地”等名目一一都出来了。乾隆重修南苑时，决定对这种状况予以遏制，办法就是“划柳为界”，海子墙与柳树之间的狭窄地带为海户等人的养赡地所在，柳树以内，“皆为猎场”，任何人垦荒都不许越过柳树伸延到猎场之内。

　　■ 海子墙 砖

　　“窑疙瘩”烧造海墙用砖

　　●张友才，大兴区南海子公园历史文化顾问

　　我出生的时候，海墙外双桥村东面有几十座土岗子，长满了荒草，看起来很漂亮。土包子周围则是很深的大坑。那应该不是坟地，因为这些土包足有几米高；如果说是自然形成的，又不可能这么圆润整齐。我们村里人都把这些土包子叫做“窑疙瘩”，问谁在那儿烧过窑，又都说不清楚。

　　上世纪70年代，村里有人盖房子，到那儿取土，居然真的挖出了青砖，后来大家盖房子就都奔那儿取砖。

　　再有，1959年发大水的时候，海子里的人家门槛离水面还有两尺，海子外的人家却早已经水上炕了。住在海子里的人就站在水边扔下大绳，把海子外的人一个个拉到这边来避难。这也说明，海墙外的确曾经长期取土，才造成这么大的地势落差。

　　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研究南海子地区的历史时，一直搞不清乾隆修海子墙时，到底从哪儿弄来的砖，后来就回想起了家乡的那些窑疙瘩。

　　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是，如果那些窑是个人所有的商业窑，那么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离南苑这个皇家园林这么近。因此，应该可以断定，那些至少是官窑，再往前一步说，它们极有可能就是乾隆当年修海子墙（东段）烧砖所建的窑场。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耿继秋 摄影/本报记者 李飞

　　明清南海子全图选自《北京历史地图集》 制图/郭素琴 书法/孙岳颁

　　下期预告

　　敬请关注本周三北京地理“南囿秋风”之晾鹰台　本刊电话：67106735　 电子信箱：xjbbjd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