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入秋早,十月底已是冷风扑面,58岁的农妇刘改鱼骑着电动车去山上的梯田干农活儿,两三公里的路程,十几分钟就到了。脚下是新修的水泥路,宽绰平坦,远望过去,像条环绕山间的玉带。
这里是河北涉县关防乡后池村,位于太行山区,就在五年前,通往梯田的路还是一条一米多宽的碎石土路,从家到田只能步行,来回一趟要两三个小时。农具运不进,山货运不出,全靠肩扛手提。前些年,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妇孺老弱,梯田也大部分撂荒了,后池村成为太行山区远近闻名的穷山村。
为了谋求出路,五年前,村里的留守老人们决定凿石修路,在沟壑纵横的太行山上修一条上山的路。“太行山有的是石头,如果发动大伙儿自己修路,虽然都是老年人,一个冬天修一小段,路早晚能修通。”村支书刘留根说。
太行山的石头很硬,紫红色的石英砂岩历经亿万年沉积挤压,坚如磐石,“像村里人的脾气。”几十斤重的铁锤一锤一锤抡下去,碎石迸射,火星四溅,巨石砰然断裂。后池村的留守老人们想比试一番,究竟是山上的石头硬,还是他们的骨头硬。
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从村里到梯田的石路就修通了,当地人将其命名为“愚公路”。“愚公”们自发修路的事迹很快传了出来,邯郸、涉县政府提供资金帮扶,免费把石路硬化成水泥路。不仅如此,愚公路竣工的第二年,涉县还启动“千里乡村振兴路”项目,从县城通往后池村的老路,也变成了崭新的柏油马路。
如今的后池村,已经成了百果园,形成了“山顶松柏戴帽、山间经济林缠腰、沟底林药结合”的发展模式。
后池村的路,越走越宽了。
修路带头人刘土贵、刘乃分、刘和平(左二、左三、左四)走在自己修的愚公路上。以前的路是一条一米多宽的羊肠小道,上山种地要步行一个多小时,现在骑着电动车,十几分钟就到了。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摄
大山里太渴望有条路
从涉县县城向东驱车52公里,太行山大大小小的山峰蜿蜒起伏,历经九沟十三渡,后池村就深锁在这大山的褶皱之中。
“地在半空中,路无半步平”,拥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后池村,自打建村起,村民就因为行路难而与大山纠缠。
从村里到县里难。村支书刘留根介绍,从村里去县城仅有一条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公路,年久失修,2000年才通的客车。在此之前,村民去一趟县城,要么往北徒步四公里,要么往南徒步十公里,去别的村子坐客车。天不亮就得动身,还要翻几道山岭,晚一步就赶不上车了,要是赶上病号或者孕妇生孩子,只能靠担架抬。
今年68岁的村民刘土贵至今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村里曾有两口子吵架,农妇喝了农药,他用两根扁担和一根绳子做了一个简易担架,四个村民扛着农妇往医院跑,最近的西达镇医院也在20公里外,跑了快四个小时,累个够呛,所幸人救了回来。
1996年,邻市武安仅有一山之隔的村子要通客车,为了能搭上这趟便车,后池村全体村民用了8个月时间,出动19000个义务工,往武安修了三公里的山路,这才可以坐着客车去武安县城。
从村里到地里也难。后池村上千亩梯田都集中在南怀峤、北怀峤及周边的几座山上,从村子到田地,虽然直线距离只有两三公里,但全是一米多宽碎石铺就的羊肠小道。“拖拉机都用不了,家家户户只能养驴,从播种到收成,运种子、农家肥,全靠驴驮人扛。”刘土贵说。
刘土贵的四亩梯田位于两三公里外的山上,春种施肥,四亩地只是挑肥就要来回50多趟,从家到地里,来回一趟要一个半小时,最远的两个小时,仅是挑肥这一道工序,从早忙到晚也要用一周时间。秋收时节,又要沿着羊肠小道来回背粮,小道两旁一米多高的野草沾满露水,没有一个人的衣角是干着的。
山上种的是小米和玉米,地沿儿上种满了花椒树,一年下来,刘土贵全家四口能从地里刨出四五千元左右的收入,“如果不外出打工,仅能维持温饱。”
为了脱贫致富,后池村村民尝试过各种努力。养猪、养牛、养羊,村支书先养,带动五六户村民,但因为没有路,最终都失败了。
2000年,听说隔壁刘家村种花椒树挣了钱,后池村所有有劳动能力的村民,用了4个多小时翻越了两座山,背回来2万棵花椒树苗。
“花椒树有刺,爬山路又陡,刺扎进肉里了,大家也不舍得把树苗扔在地上,因为穷怕了,担心苗子种不活,都指望着种花椒能致富。”后池村小学老校长刘榜年说,当年他也跟村民一起去背花椒树苗。
作为太行山区的特产,花椒确实给村民带来了指望。可还是因为路的问题,山上的花椒成熟后,要么来不及采摘,要么摘下来运不出去,偶尔有小贩进山来收货,价格也是小贩说了算,很难卖出个好价钱。
刘留根介绍,后池村总共365户,大约1200多人,虽然在2002年左右脱贫,但靠的是青壮年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去周边的煤窑、铁矿厂下力,村里剩下不到500人,都是妇孺老弱。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每到入冬,后池村的留守老人就蹲在山坡上晒太阳。“夏天蹲树阴,冬天溜墙根,年轻人都出去了,留在村里的老人看不到希望。”
“后池村太渴望有条路了。”刘留根说。
发动老党员和留守老人修路的后池村村支书刘留根。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摄
“我们要把路留给下一代”
年轻人往外跑,老弱病残种不了山上的田,撂荒的土地越来越多。有一段时间,刘留根常常一大早爬到山顶,瞅着大片撂荒的梯田发愁,“山上光秃秃的,看着没奔头。”
后池村拥有6500亩荒坡和3500亩梯田,到了2015年,荒坡已经全部荒废,大约2000亩梯田撂荒,田沿儿的石堰渐渐垮塌。“多少代人用了几百年建好的梯田,不能到了我们这一辈就垮了。都说靠山吃山,怎么才能把大山变成宝呢?”村里人时常感叹。
看电视,看报纸,哪个村脱贫了,哪个村成了致富典型,刘留根总是特别留意,想从中取经。2015年4月,省里组织各地村支书外出考察学习,刘留根到邢台前南峪村的当天,就被当地山村的情形“震住了”。“水泥路直接进山,山上、沟里,犄角旮旯种满了板栗和苹果,风光也好,收益还是种地的好几倍。”
考察结束一回村,饱受刺激的刘留根就带着拍的照片召集村两委、党员、村民代表开大会,“人家是山区,咱也是山区,人家能发展好,咱就弄不好?那咱是不是太没本事了?”
意见很快达成一致,“要想富,先修路。不管以后发展啥,起码先把往山上梯田的路修了。不能再等了,行不行的都得试试。”
刘留根带人上山测量了几次,大约要修六公里的路。他找人打听过,修一条十公里长、三米半宽的路,光土石方工程就要100万元,可当时村集体的账上只有4000块钱的公益林补贴,九牛一毛,“山上不缺石头,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
自己修路,刘留根心里没底,“现在是经济社会,出义务工过时了,外出打工一天能挣个一两百,咱们是自愿修路,不但没有工钱,还要自带干粮。”
更让他没底的是,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留在村里能上山修路的,都是大约60岁往上的老人。
他召集村里的骨干商议,达成共识,“没钱修路自己修,没人带头党员先上。”老党员刘土贵、刘虎全、刘社会三人一拍即合,作为修路的发起人,带头上山。
64岁的刘社会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听说村里要修路,专门辞掉了县里工程队绿化的工作。刘土贵40多年前当了5年铁道兵,修建过襄渝铁路、襄樊铁路,是铺路架桥的好手,尽管体重只有120斤,还能扛起百十斤的石头。“我就算把房子卖了,也要修路。路修好了,世世代代都能用,像祖辈把梯田留给我们一样,我们要把路留给下一代。”
他们计划,冬天不再溜墙根,一个冬天修一段,最迟三个冬天,早晚也能修成一条上山的路。
8月21日,后池村小学老校长刘榜年正在山里采花椒。如今,他的花椒不用再等小贩来收,而是供给来旅游的游客。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摄
“老人的骨头比石头还硬呢”
后池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2015年12月8日一大早,寒风凛冽,后池村刘虎全、刘社会、刘改鱼等7位老人扛着铁锤、钢钎、铁锹,带着馒头和水上山修路。
刘社会说,修路全是土办法,先平整山体的杂草和浮土,再用铁锤、钢钎钻开成百上千斤的大石头,裂石开山,然后大石块垒石堰,碎石头垫路基,再在路基上铺土,压实。
刘改鱼是唯一的农妇。她家里男人因病干不了重活,但嘱咐她一定要来修路,“路修好了,家家种地都方便。”
开工第一天,看到来修路的总共7个老人,刘改鱼心里有点泄气,“就咱们几个老弱病残,能修起路来?”刘留根也暗自担忧,“如果第二天还是这几个人,修路这事儿就够呛了。”这一天,7个老人仅修了三米多长的石路。村支委委员刘拥军急得用村里大喇叭吆喝,“谁有空就上山修路喽。”
村民的回应很快打消了他们的担忧。第二天,来修路的人增加到了20多个,第三天,30多个……直到每天100多人,都是村里的留守老人。农妇刘现雨说,以前冬天都在路边晒太阳,现在大家修路,谁晒太阳全家都觉得脸上无光。
就连肺癌晚期的村民刘火林也要去修路,被村民劝下来。回家后,他执意要捐10斤面条。刘留根说,考虑到他家太困难,面条又给送了回去,“他死活不同意,哭着说,自己的花椒地在山上,怎么能不去修路。”
从第三天开始,村里的女人们把两口大锅支在工地上。“得让爷们儿吃点热乎的。”刘现雨说。之前,为了节省时间,修路的老人们背着干粮和水,饿了,坐在石头上吃一口。
做饭的食材都是村民各家捐的,头天下午,村民把菜放在村小卖部门口,第二天一大早,做饭的村民刘现方用小车推到山上工地,“每天满满当当,你家今天捐面条,我家明天捐南瓜,跟拿鸡蛋送八路军打仗一样。”刘现方笑着说。
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坐不住了,微信群里一吆喝,“在外的游子们!家里老人们在修路,我们也该做点什么。大家少喝一瓶酒,少抽一包烟,省下钱支持老人们!”短短几天,全国各地的后池村人捐了一万多块钱。
最让刘留根感动的是,修路要占一部分梯田,没有一个人反对,“大伙儿都说,修路呢,地随便占。”
工程进展越来越顺利。男人们开山凿石、运石垒堰、碎石铺路,女人们推土、平整路面。早晨天蒙蒙亮出工,傍晚天擦黑收工,晚上老人们聚在一起,研究第二天的修路方案。
腊月干到了二十八,大年初四就又开了工,刘现方说,按以前老黄历的说法,正月不开工,但是初四这一天,后池村男女老少280多人齐上阵,干劲十足,“能动弹的都去了。”
修到后来被命名为“愚公坡”的路段时,62岁的老校长刘榜年站在山顶,看着眼前热火朝天的景象,一条白色石路从村口盘绕山间,满鬓斑白的老者们挥舞铁锤凿石,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寒暑易节,始一反焉。”做了30年校长,刘榜年对古文《愚公移山》熟稔于心,“当自己置身其中,才感受到愚公移山的艰难。现在大家都很拼,也想证明一下,老人的骨头比石头还硬呢。”刘榜年说。
从2016年秋到2017年春,在县林业局的帮扶下,后池村村民在荒坡上刨出了72万个树坑,种满各种绿化树木和经济作物。丰收时节,后池村变成了百果园。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摄
村子变成了百果园
2016年3月15日,历时三个多月后,后池村的老人们修成了这条从村里通往梯田的路,长达6000多米、宽4到6米,用太行山的石头铺就,像一条玉带环绕山中。这条路被命名为“愚公路”。
这一天,村里的秧歌队踩着新修的路,扭着秧歌上了山。“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刘留根说。
后池村劈山修路的事迹很快传了出去,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修路过程中,邯郸市和涉县主政者多次到现场看望老人,称赞后池村村民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发扬了“新愚公精神”。随后,邯郸市委召开“学后池、整作风”动员大会,要求全市干部学习后池村的精神。
邯郸市交通部门决定,在政策上支持、资金上帮扶、技术上指导,免费将石路硬化成水泥路。在石头路修完仅两个月后,路面硬化工作就完成了。
不仅如此,愚公路竣工的第二年,涉县当地启动“千里乡村振兴路”项目,用了一百天时间,修成一条从涉县东南到西北、穿越10个乡镇158个村、总长1300多华里的公路。
从此之后,从县城通往后池村,原本是3米多宽、年久失修的老路,如今变成6.5米宽崭新的柏油马路。这样一来,从县里到村里,从村里到梯田,路,全都通了。
借着修路的干劲儿,在邯郸和涉县农林、水利、扶贫等部门的帮扶下,后池村还在山上打井,建起了四座1000立方米的水窖,用来灌溉。
“有了水,通了路,梯田就活了,再让荒山绿起来。”刘留根说,从2016年秋到2017年春,在县林业局的帮扶下,村里人沿着宽敞的愚公路上山,在荒坡上刨出了72万个树坑,种满各种绿化树木和经济作物。
村民们说,后池村如今变成了百果园,桃、杏、梨、苹果、葡萄、酸枣、桑葚、核桃、柿子、黑枣、花椒、狐狸豆、柏树子、山韭菜、连翘、芍药,“几乎每个季节都有收获。”
再加上7000多亩松柏,2000亩林下间种中药材,后池村形成了“山顶松柏戴帽、山间经济林缠腰、沟底林药结合”的发展模式。
村子变美了,渐渐地,来参观学习的外地游客多了起来。花椒、小米、水果、山野菜再不用等小贩来收,“游客就全都买走了。”
后池村的路越走越宽。现在,不用再去煤窑、铁矿打工,不用出远门,村民就能挣到三笔收入:出售给游客的花椒等经济作物的收入,把多余的土地流转给村集体的收益,给村集体出工的工钱。
刘留根介绍,2019年,到后池村的游客人数已经达到15万人次,村集体收入达140万元,全村人均年收入1.3万元。而修路前的2015年,人均收入还不到4000元,“还主要是靠打工”。
秋天,正是采花椒的季节,以前村民上山种地要步行一个多小时,现在骑着电动车,沿愚公路十几分钟就到了。
成熟的花椒个个开了口,像一弯弯红色的笑脸挂在树上。
后池村村民在山上刨出72万个树坑,荒山绿了起来。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摄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编辑 王婧祎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