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獐子岛公司)发布公告,称扇贝“大规模自然死亡”,平均亩产约3.5公斤,亩产水平仅为前十个月平均亩产的八分之一。“獐子岛扇贝的故事”第三季随即开始。在此之前,獐子岛公司曾分别于2014和2017年出现“扇贝跑了”和“扇贝饿死了”事件。
5年时间,獐子岛的扇贝已发生了三次“跑路”事件。獐子岛也因“扇贝跑了”在网络上“走红”。
“扇贝死亡”事件让上市公司獐子岛再度处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据公司公告,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预计将亏损3100万-3600万元。
作为獐子岛上惟一的上市公司,獐子岛镇上的居民基本依托着公司而生产生活。从当年的“海上大寨”到如今的经营维艰,身在旋涡之中的獐子岛镇居民境遇又是如何?
岛、公司、岛民
獐子岛镇,隶属于大连市长海县,由獐子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褡裢岛等13个岛屿及11处礁石构成。在獐子岛这个面积不到9平方公里的岛上曾经居住着2万多岛民。
关于“獐子岛”岛名的来源,一说是因岛的形状形似獐子,一说是因明代船工经过时发现海湾鱼虾扑岸,山林獐子成群。
自古以来,渔业就是这个岛的支柱产业。1983年,獐子公社改为獐子乡,成立了集体所有制公司——獐子渔工商联合公司,后更名为大连獐子岛渔业总公司。1992年,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公司成立,1998年改组为集团有限公司,仍是集体所有制,由獐子岛镇政府、大耗子村、小耗子村、褡裢村村民委员会4家股东组成。
2001年,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獐子岛登陆深交所。
今年31岁的高北与他的父亲高航、哥哥以及家里所有亲戚一样,都曾在獐子岛公司工作。事实上,几乎每个獐子岛的家庭都或多或少有人在獐子岛公司工作。岛、公司、岛民紧紧捆绑在一起。
在高航看来,现在的獐子岛与30年前比并没有太大变化。岛中心的沙包子街两侧,镇政府小楼,獐子岛影剧院、农贸市场都保留着当年的样子。只是曾经在街上匆匆走过,赶去码头出海的年轻人长成了每天早上在市场前晒太阳的老人。
高航在船上工作了一辈子。捕鱼20多年,捕捞扇贝近10年。
1973年底,他参加工作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在东獐子岛渔港修坝。“当时就用土办法劈山筑坝,附近只有獐子岛有实力修建这样的渔港。”直到今天,耗时十余年建成的东獐子渔港仍是獐子岛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渔港的一侧,坐落着世界领先的贝类加工生产基地。
修了几年坝之后,高航正式开始出海打鱼,“40年前,獐子岛附近的鱼很多,乘小船出海一网都能捞起一万多斤。”
据《獐子岛镇志》记载,上世纪70年代,公社创造出了单船捕捞和总捕捞量的全国纪录,被《人民日报》称为“海上大寨”。
獐子岛的自然资源让高航感到格外骄傲。这片海域地处黄海与渤海交汇海域,属于寒热交界地带。这片海域平均水深达35米,属深水岛类型;平均水温11摄氏度,海流湍急,盐度适中,适合包括虾夷扇贝在内的多种海珍生长。此外,该区域距黄海冷水圈较近,海水自净能力强,再加上獐子岛几乎没有农业和工业,海洋污染少。
“我们到其他地方都不太吃海鲜,因为不如獐子岛的好吃。”一位岛上的海产品店主表示。
高航回忆起在獐子岛附近捕鱼时的场景,还会兴致勃勃地给记者比划起来。“大虾都15厘米大,扇贝直径也有14厘米,海参、海螺什么的更不用说。”
丰富的渔业资源让獐子岛积累了大量财富。据《獐子岛镇志》记载,1980年,獐子岛捕鱼业的经济收入已达到1736万元,其中纯收益超过900万元。到2000年,獐子岛镇总收入6.79亿元,纯收益2.1亿元,人均收入超过一万元。而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6208元,农村人均收入2229元。
高航表示,30多年前有个口号是“学烟渔,赶獐子岛”。獐子岛的富裕让獐子岛人格外自豪,“我们去上海的公共浴室洗澡的时候,说是大连獐子岛的,人家都高看一眼。”他说。
一位曾负责獐子岛影剧院建造工作的老人则提到,獐子岛曾经的目标是成为北方香港。
“獐子岛扇贝故事”
扇贝养殖,让獐子岛又火了一把。
上世纪80年代初,獐子岛从日本北海道引进了虾夷扇贝,1988年开始实施底播养殖,由于獐子岛的地理位置和周边海域独特的环境,虾夷扇贝的养殖在这里发展迅速。
11月16日,獐子岛公司职工正在船上现场分拣捞上来的扇贝。
60多岁的居民杨天回忆,上世纪90年代,也就是獐子岛渔业集团刚成立的时候,水下的扇贝数量非常多,多到潜水员下水之后只要站在原地,扒拉身边的扇贝就可以了,几乎不需要走动。碰到扇贝聚集地,一个潜水员一天可以捡拾2-3吨的扇贝。
“以前大家都抢着进獐子岛公司,待遇好。”今年66岁的个体渔民李国对记者表示。李国的儿子女儿也都曾是獐子岛公司的员工。
上世纪80年代,獐子岛建成了学校、医院、影剧院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义务教育、免费医疗成为当地居民的基本福利。在高航看来,当时公司的领导和岛民的奉献精神都很强,更多的财富被投入海洋治理和社会再生产。
獐子岛本地居民还享有公司股份分红和生活补贴。村民们介绍,凡是有獐子岛镇户口的,包括小孩,獐子岛每年都会发2000元的生活补贴,60岁-70岁有3000元,70岁以上的有4000元。
11月14日,獐子岛当地居民正在海边打生蚝。
据在獐子岛生活60多年的村民介绍,分红差不多是在公司上市的第二年(2007年)就开始下发了,第一年发了300元,第二年发了700元,最多的一年发了1000元。
2014年开始,随着“獐子岛扇贝故事”的出现,公司经营状况陷入困境。2014年,公司宣称因受北黄海冷水团异常等因素影响,其在2011年和部分2012年播撒的100多万亩即将进入收获期的虾夷扇贝绝收。2017年又称,因海洋灾害导致饵料短缺,造成扇贝饿死。
据獐子岛公司财报披露,受2014年和2017年两次扇贝异常事件影响,獐子岛公司业绩受到严重影响。2014年-2017年间,獐子岛公司仅在2016年实现盈利7959万元,其他年份累计亏损超过20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也持续维持在85%以上,2019年度需要偿还的借款额甚至高达25.76亿元。
随着公司负债的增加,到去年为止,给岛民的分红和补助已全部停止。
到了今年的“扇贝暴毙”事件,岛民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和外来者谈起扇贝,他们通常都会反问一句“你信吗?”
“海底下已经基本没有扇贝了”
扇贝大批死亡的原因还在调查中,但是扇贝少了确是事实。
11月16日清晨,獐子岛晴转多云,偏东风5到6级,中浪。天刚亮,一些獐子岛公司员工已经搭乘采捕船出发了。
9点半前后,船上的耙网被下入海中,两个两米宽的耙网被船拖行了近1000米的距离,将这片区域内的多数虾夷扇贝兜入网中。被拉起的耙网中的扇贝并不多,只装满了一个网底。扇贝被倒在甲板上之后,王冰和四位同事一起进行了分选,贝壳紧闭的活扇贝被集中装在筐里。最终,活扇贝只有26.5公斤。
1月16日,正在海上捕捞扇贝的采捕船。
现年40岁的王冰称,他在十年前都是潜水人工捕捞扇贝,一瓶气的时间,也就是20多分钟,可以捡150公斤左右的扇贝。现在一瓶气只能捡40公斤左右,不好的时候也就20公斤。“比以前累。”
2011年,高北进入獐子岛公司,在采捕船上分拣捕捞上来的虾夷扇贝。“只要在船上,除了吃饭喝水,就是一锹一锹铲扇贝。”他说,当时每艘船上需要配上10个人才能及时完成工作。随着水下扇贝数量的减少,2016年时,每条船上配7个人就够了。
一位獐子岛公司职工表示,前几年公司有近30条采捕船,用于捕捞扇贝,2018年,减到20条,今年预计还要再减。
“现在,海底下已经基本没有扇贝了。”一些渔民告诉记者,“扇贝苗播得少,扇贝数量自然就少。”最近两年,扇贝捕捞船出动的频率都降低了。
随着数量的减少,虾夷扇贝在獐子岛产业布局中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下降。2017年“扇贝饿死了”事件后,獐子岛公司表示,遭遇海洋牧场灾害后,獐子岛拟大幅减少底播虾夷扇贝的养殖规模,由此前的234万亩压缩至60万亩左右。
獐子岛2019年半年报显示,虾夷扇贝在公司营收中的占比已经低于10%,去年同期,这一比例还是15%。海参、鲍鱼、海螺被视作獐子岛新的业绩增长点。
但是,海洋中变少的不只是扇贝。
一位海参销售者则反映,海参的数量也在快速下降。他透露,几年前,獐子岛公司捕捞海参的标准是8厘米以上,这两年,这一标准已经下降到6-6.5厘米。
11月16日,从獐子岛一抽测点捕捞上来的扇贝,多数已失去活力。
“公司在捕捞的时候还会注意把体积较小的海珍放归大海,很多私人捕捞者并不会注意这一点。”他表示。
王彭承包了一块约一万亩的海域,钓海螺。“其实也就钓了一年,海螺数量明显少了很多,估计也就再干一年吧。”他认为,一年之后,再在那片海域捕捞海螺注定赔本。
“海上大寨”不复荣光
海珍数量的减少,同样意味着工作和收入的减少。王冰表示,考虑到獐子岛的物价水平,他的工资除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之外所剩无几。“不挣钱,年轻人都出去了。”
“工资不高,职工走的多,来的少。这几年招工,本地人都不愿意去,都是招外地的。”一位仍在獐子岛公司工作的职工表示,十几年来,工资并没有太大变化,按照岗位不同,每年收入4万-8万元,但是獐子岛的物价却在持续上涨。“岛上的主要物资都需要通过渡轮运输,有段时间苹果都卖到十块钱一斤了。”
随之而来的,还有人员的流失。王冰告诉记者,獐子岛本地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一万五千多人,现在只剩下约三分之一。
2016年,高北选择离开獐子岛公司,干起了游钓。“对公司前景不是很看好。”他说。“不挣钱”也是他离开的主要原因。
尽管游船垂钓让高北的收入多了一些,但是这并不是一个长久的生意。和所有海岛一样,适合垂钓的时间并不长,旺季也就是7-8月,“游客还是不多,一年也就挣不到十万块钱,我光买船就投入了十几万元。”
几年前,为了挣钱,一些人会选择去远洋捕鱼,去到非洲、东南亚附近海域工作。
1月15日清晨,渔民李国来到岸边查看他的小船,天气好的时候就出去打打鱼。
李国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增加收入,他选择离开獐子岛公司,和几个朋友合作捕鱼。由于近海渔业资源的减少,他在2009年去到印度尼西亚从事捕鱼工作。随着年纪增长,他在2012年回到了家乡獐子岛,自己买了一艘小木船。“天气好的时候就出去打打鱼,好的时候一船能卖一千多块钱。”他说,“不过这两年感觉獐子岛的鱼也少了。”
“感觉一上市就不好了。”在獐子岛经营着一家海产品店的石晶说。在她看来,獐子岛公司辜负了獐子岛赐予岛民们的环境和资源。
不过,“獐子岛扇贝的故事”也给她带来了一些好处。随着獐子岛公司在网络上的“走红”,来獐子岛旅游,买海参和扇贝的人也多了。
石晶说,有一位来自长沙的顾客早上10点多坐船来到獐子岛,买完海参,下午1点多就坐船回去了。“她买了獐子岛股票,赔得一塌糊涂,所以坚持要来看看獐子岛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同样受益于扇贝故事的还有王彭,除了钓海螺,他还做起了民宿。这两年有一些游客也是因为獐子岛公司才知道的这个小岛,“但是游客还是少,每年真正旺季就7月底开始的1个多月。”
王彭的民宿前期投入了一百多万,但是每年的收入也不过十几万,还不算经营中的成本。“本来想把民宿做成主业,做不了,还是得靠打鱼。”
与一辈子都生活在獐子岛的杨天和李国一口一个 “我们獐子岛”不同,30出头的王彭已经计划着离开獐子岛,“等海螺捞完了,我可能会离开獐子岛。”
(文中所有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编辑 胡杰 校对 付春愔
摄影 韩沁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