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笋村多数村民散住在大山深处，村里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打工。摄影/新京报记者 罗婷
石笋村一些建成不久的三层小楼。知情人介绍，这些房子有的是用杀人骗赔挣得的钱来建的。
云南盐津县石笋村50余人因伪造矿难杀人骗赔被公诉，多名村镇干部涉案
核心提示：
六月，骄阳与暴雨交替光临。
位于云南西北部山区的昭通市盐津县石笋村，刚从泥石流中回归宁静，人们的心里却颇不安宁。
这个偏僻的山村，正在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石笋村被迅速关注，起因于5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检方的一份公诉书，74名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的被告人被提起公诉。而这74名嫌犯大多数来自盐津县，74人中的约50余人更是来自石笋村。
在当地，这些嫌犯的作案手段已成为不公开的秘密，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被称为“杀猪匠”。
“杀猪匠”们结成同盟，出没于各个矿业大省，他们在自己制造的“矿难”中暴富，又因为“矿难”的败露而覆亡。
死于矿难到制造矿难
亲戚们家里都建起了两层小楼，白砖青瓦，好不气派；亲戚们在一起玩牌，抽的是四十块一包的烟，人人面前堆着两三万的钞票，输赢几千都成了常事，他们兴头高了，还常吆喝着去输赢更大的牛街镇上组局。
这些年，石笋村人的死与生，最避不开的大概是“矿难”二字。
和大部分山区一样，石笋村交通闭塞。从昭通市到石笋村，要转多趟车，走上五六个小时的山路。
资料显示，石笋村位于庙坝镇西北，村里1200多户人，常住人口5300人。
6月13日，沿着村口上行，路边是漫山遍野的玉米，被刚过去的暴雨浇得耷拉在地。多数村民散住在大山深处，靠种植玉米过活，村里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打工。
在山西煤矿干了十多年的村民艾华（化名）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外出务工的浪潮席卷而来，男人们抛妻别子去往外乡谋生。由于没有文化，多靠出卖体力，百分之九十的男人都在山西、河北等地挖煤。来自煤矿的工钱逐渐成为村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这些煤矿，多是安全生产不合格的矿井和黑煤窑。
与采矿挖煤相伴生的，是防不胜防的矿难。
没有人统计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村里有多少人把性命留在了遥远北方的煤矿。艾华记得，仅村中的过车、酢房、小园、打鱼坝四社，死于矿难的就不少于5人。他们大多正值壮年，坟茔如今散落在山间的杂草后面。
村中的一处交叉路口旁就立着一座坟墓。墓碑显示，这个名叫杨仕强的村民，2006年9月17日在山西煤窑遇难，年仅23岁，身后留有一对儿女。
回忆起亲身经历的一场矿难，艾华说自己至今“心疼”。
那是2001年在山西，瓦斯爆炸，“我离他们干活的地方一千多米，像刮台风一样，煤炭粒打在脸上疼啊。”
他们，指的是村民王付堂和他不满20岁的儿子。
艾华自己被埋在煤堆里，三十多分钟后才被刨出来，缝了四针。他说自己无法想象爆炸中心的王付堂父子死去时是什么样子。
但从2013年起，艾华却发现不太对劲了，村里再没有人因为矿难而死亡，与之相反的，这几年煤炭生意惨淡，山西很多煤矿停工，但一些出外打工的村民却变得越来越阔气。
阔气的，就包括艾华的八个亲戚。
“我的八个亲戚都被抓了”，6月12日，艾华语气懊丧。
这八人是艾泽萍、艾泽伟、艾汪银、艾泽发、艾泽春、艾泽万、艾汪全、艾汪红。
他的堂弟艾汪全，以第一被告人的身份，出现在内蒙古检方的起诉书中。
1999年，艾华开始和艾汪银、艾泽万等人在山西煤矿打工，后又辗转河北、贵州、陕西。在矿井下，有人负责挥锹，有人负责放炮，他们一干就是十多年。
最开始时，一天工资不过25块，后来最多时每月也不过三四千元，拖家带口的，十年里他们始终生计艰难。
2010年，艾华有了机会转行去承包建筑，从此离开矿井。“现在我才知道，就在我和他们分开后，他们就走上了这条路。”
并非没有预兆，从2013年起，艾华已经发现他的亲戚们不对劲了。
亲戚们家里都建起了两层小楼，白砖青瓦，好不气派；亲戚们在一起玩牌，抽的是四十块一包的烟，人人面前堆着两三万的钞票，输赢几千都成了常事，他们兴头高了，还常吆喝着去输赢更大的牛街镇上组局。
更让人生疑的是，他们总是会莫名消失一段时间，少则20天，多则几个月，回来后又开始出手阔绰。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还猜测他们肯定是去贩毒了。”
但艾华没想到，他们做的是杀人骗赔的“血色生意”。在警方披露的案情里，2014年在山东，艾泽萍、艾泽伟、艾汪全，找人冒充艾泽萍丈夫杨朝彬，杀人后骗赔。
一位村干部记得一个细节：2014年，附近村镇出现了“盲井”式杀人诈骗犯罪，民警当时还组织开了村民大会，组织村民观看电影《盲井》，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不要被骗。
“担心他们被别人骗，却没想到，他们会出去骗人杀人。”这位村干部叹息。
从骗婚杀人开始
“最开始是本地人杀本地人，把那些流浪汉和无人照顾的人带出去打工，然后杀死；后来亲属慢慢加入，犯罪团伙越来越大，主要在外地找流浪汉作案。”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介绍。
在石笋村，提起最早出现的“盲井”案，村里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女人——宋述群。
2013年冬天，石笋村出现了一件让人津津乐道的“绯闻”：
石笋村的宋述群和附近红碧村的范后友好上了，他们明明才认识很短时间；
宋述群和小寨村的翟绪元分手了，他们之前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更令村民不解的是，范后友家里穷，年龄好大了一直说不上媳妇。
再往后的发展就是范后友死了，死在陕西省白水县。
那年冬天，范后友发短信告诉侄子，他在陕西白水县南桥煤矿打工，和宋述群、刘孝奇、翟绪元在一起。这条短信后，范后友从此失联。侄子怀疑其遇害，在庙坝派出所报了警，果然，警方调查发现，范后友遇“矿难”死了。
这与此后爆出的“盲井”案如出一辙——物色老家无钱娶妻、心智不高的男青年，通过色诱等方式骗至矿山一起打工，最后将其杀害。
宋述群，也是目前大家知道的石笋村第一个因为制造矿难骗取赔偿被抓的人。接近警方的消息人士称，这并非她第一次作案。
熟悉村中情况的人士介绍，村中第一个被称作“杀猪匠”的人，叫汪强文，绰号“小王三”。
前些年，他到山西做上门女婿，山西煤矿密布，杀人骗赔案件也多，“小王三也许就是在那里学会了做这种事。”一位村干部推测。
“最开始是本地人杀本地人，把那些流浪汉和无人照顾的人带出去打工，然后杀死；后来亲属慢慢加入，犯罪团伙越来越大，主要在外地找流浪汉作案。”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介绍。
据了解，除了范后友，盐津县“杀猪匠”们没有再对本地人下手，他们开始物色外地流浪人员或是去劳务市场雇人，条件是要与团伙中某人相貌相像，用团伙中该人的身份证进入矿场。
接近警方的人士介绍，在石笋村涉“盲井式犯罪”的嫌疑人中，分为多个团伙，团伙之间互有交叉，有些人横跨几个团伙作案。这些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很精明，每制造一起“矿难”，参与者大多七八人，内部分工明确，环环相扣，各司其职：有负责踩点的，寻找有作案条件的矿；有负责物色作案对象的，通常找的是智障流浪汉、只身打工者；还有专门杀人、伪造现场者；还有些人负责冒充遇难者亲属，这类角色通常由老人和女性扮演。
记者了解到，在石笋村，多人犯案的艾姓家族并非孤例。在石笋村木林社，杨氏家族有8人涉案，家族成员从2014年开始被警方陆续带走。
此外，还有陶富财、陶富文、陶富宽等兄弟三人一齐被带走，罗灯兰、艾泽春、艾泽万母子三人齐被带走的情况。警方几次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过后，石笋村许多家庭只剩下老人、妇女和未成年的孩子。
心照不宣的秘密
在当地，闲聊被称为“摆龙门阵”，一位村民说，他们虽然表面维持与这些嫌疑人的关系，但实际上小心翼翼，不敢与他们主动谈起杀人骗赔之事。
在石笋村，问起与“盲井案”相关的问题，有的人表情微妙，露出讳莫如深的笑容；有的人则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避而远之。
“这确实成为了公开的秘密”，一位村干部说。
大概六七年前，这位干部就发现一种说法在村民间流传：在外县煤矿打工，可以打死人来赚钱。当时在谈论这件事的人，如村民杨云才，如今确实因为犯案被抓。
村民杨尚康、杨尚贵是第一批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多年前，村民们就开始谈论，他们在用杀人诈骗的手段参与作案。“他们从外县打工回来，我们都喊他是‘杀猪匠’”。
根据警方披露的信息，被村民们称为“小王三”的汪强文，至少涉及2012年山西、2014年内蒙古的两起命案，是公安部的A级通缉犯。一位与他相熟的村民说，有人曾劝他自首，他却回复，不知道从哪件事说起。
“那是因为，他犯的案子太多了”。一位接近警方的人士解释。
站在山谷中远眺，石笋村长林社位于平坦地带，聚集着青砖白瓦的三层小楼。一位知情人说，这些房子都是集中在这五年内修建的。
在人均年收入不过2000元的石笋村，却能花近20万的价格去建房，这是一件稀奇事。一位村民介绍，这些房子，有三分之二都是用杀人骗赔挣得的钱来建的。
有村民指着一座刚建好的三层小楼，说是王付祥的。王付祥是检方指控的第二被告人。村民说，2013年王付祥因为赌博欠下几十万的高利贷，离开村里去煤矿“干活”，一年后“衣锦还乡”，不仅还清了贷款、建了楼、买了十几万的轿车，当上了包工头，并四处请人喝酒、唱歌。
而庙坝乡流场村的副支书陈古华，2013年两次出门作案，假扮律师骗取矿主赔偿。回家后，一口气买下一百多只羊，花费逾10万元。
一位村干部说，“盲井”模式开始后，村民们的心态有了两种相反的变化。
大多数人是敬而远之。在2013年以前，村里每年至少有700人在煤矿干活，杀人骗赔的消息在村中流传后，去煤矿干活的人一下少了几百人。“大家都怕了，怕万一上当受骗把命丢了。”
另一个极端是，因为眼红一夜暴富的乡邻，而主动要求被吸纳为这个松散杀手组织中的一员，也就是所谓的“杀猪匠”。
一些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些年，在村里特别是外出煤矿打工的村民之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想要去做“那种事情”，到了山西可以去和“小王三”，即汪强文联系。
对于村里人大规模犯案的原因，石笋村的干部们也常常围在一起讨论，却满心疑惑，“我们想都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石笋村这么多人犯了案？”
6月14日，巴彦淖尔市一位该案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他观察发现，这些嫌疑人作案一是赌博，二是贫穷。
一位知情人士总结，这50多个嫌疑人中，犯罪情节较严重的人往往有一些共同特征：30岁上下，受教育水平不高，常年游手好闲、嗜赌成性，身上常年背着债务，却又习惯于不劳而获。
一些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又回到石笋村生活。
在当地，闲聊被称为“摆龙门阵”，一位村民说，他们虽然表面维持与这些嫌疑人的关系，但实际上小心翼翼，不敢与他们主动谈起杀人骗赔之事。
在村民眼中，除了一些嫌疑人高调炫富，也有些嫌疑人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
村民说，大家本来不知道郭汝权也做过这样的案子，但他一听到大家聊起“杀猪匠”的话题，就害怕得浑身发抖，要拼命绕开话题。
更典型的案例是村民王成文，2014年，警方的收网行动开始，他内心惶惶，在一次喝醉酒之后服毒自杀了。警方调查发现，王成文与其妻子陶祖秀、母亲马庭飞、哥哥王成伦都犯了案。
当地有多名村镇干部涉案
庙坝镇镇长到石笋村村委会开现场办公会，他不停叮嘱村干部：“这不是喜事，不晓得的东西不要对记者乱说，面上没光。”
一个县，一个村成为了媒体所指的“杀猪匠”之乡，当地的政府官员如何看待这样的事，将采取什么样的治理对策？在记者采访时，盐津县政府官员对此都讳莫如深，不愿多谈。
6月12日，盐津县委一位官员对媒体表示，对盐津县这起规模巨大的杀人骗赔案件，目前他们暂不披露任何调查原因或解决措施，“一切都等到案件结束之后再说。”
盐津县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则表示：“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感到脸上无光，很羞愧。”
6月14日上午，庙坝镇镇长王存能来到石笋村村委会开现场办公会。在停留的十多分钟时间里，他不停叮嘱村干部：“这不是喜事，不晓得的东西不要对记者乱说，面上没光。”
一位知情人士称，从2013年村中第一起杀人骗赔案到现在，并没有上级领导追问此事或试图提出解决措施。
至今为止，村民们收到的跟杀人骗赔案有关的提醒，是2014年村里贴出的一封署名为庙坝镇人民政府的公开信，信中说，庙坝镇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加大打击力度，通力彻查，严厉打击这种丧失人性的违法犯罪，斩断矿难背后血的利益链。
直至现在，这封公开信仍然张贴在石笋村村委会的外墙上。
记者采访中得到的信息，在这起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中，当地有多名村镇干部涉案。
庙坝乡政府财政所的公职人员罗应付，与此次系列案件的第二被告人王付祥，及村民艾汪银合伙作案，是三起大案的策划者。
庙坝乡流场村副支书陈古华多次假扮律师骗取矿主赔偿。
有当地村干部和村民说，在一个缜密的杀人骗赔环节中，开具死亡证明是艰难的一环——难在需要与官方打交道，证明此人已死，从而销户，拿到矿主赔偿的钱款。
而开具死亡证明的权利由村干部行使。
一位在石笋村工作多年的村干部称，据他所知，石笋村主任毛富伟曾至少两次为他人开具虚假的死亡证明。
第一次在2013年，是罗应付拿着死亡证明找的毛富伟，毛富伟为他盖了确认死亡的公章。至于那位被证明死亡的村民姓甚名谁，至今仍无人知晓。
第二次即艾泽萍、艾汪全、艾泽伟在山东临沂市兰陵县杀人骗赔案，艾泽萍拿了丈夫杨朝彬的身份证，艾汪全等人找了受害者冒充杨朝彬并将其杀死。是毛富伟为杨朝彬开具的死亡证明。
巧合的是，杨朝彬是毛富伟妻子的舅舅，这位知情的村干部质疑，“妻子的舅舅死没死，他不可能不知道，怎么能开具死亡证明呢？”
记者就上述情况向毛富伟求证，未得到答复。
至于一些嫌疑人作案后回到村里，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为何当地没有采取抓捕行动或其他措施呢？
一位村干部叹了口气，“他们都是在外县犯案，政府没有证据，没法管。”
不仅没法管，这位村干部称，有些村民作案之后，回到家乡，还会利用村里治安员打探消息，了解警方的动态。
新京报记者 罗婷 云南昭通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