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浙江绍兴第二医院发生“医生被迫下跪”事件后，医务人员集体抗议。9月12日，行凶者家属登报道歉（上图）。受访者供图
绍兴市医生段建华被患者家属强迫下跪，7个月后对方登报道歉；段遭辱后一度抑郁，希望得到心理援助
段建华 男，40岁，绍兴市第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今年2月9日下午，主治的一名患者意外死亡，段建华遭到死者家属徐惠等人暴力殴打。他被拖拽至大厅的死者尸体旁，被摁住强行下跪，达十多分钟。
事后，绍兴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了一份调解书。调解书中，绍兴第二医院认为，诊疗过程是规范的，不存在明显过错。
6月初，段建华委托律师对徐惠等人以侮辱罪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调解后，徐惠等4名家属登报向医生道歉，并愿意承担一定的经济赔偿。
9月12日，绍兴市当地报纸上，徐惠等人刊登了共155字的《道歉书》。
■ 对话动机
半年里，在失眠和抑郁中，他的头发掉了一大半。
十多分钟的被迫下跪，几乎摧毁了医生段建华。
遇辱前，他是全院最年轻的“正高”级医师。段建华说，那时他自信满满，对医学事业怀抱热忱。
猝不及防的暴力事件，改变了段建华的价值观，他变得自闭，活在“愤怒、焦虑、自卑和担忧”之中。他开始怀疑曾经的职业理想和人生规划，并意识到自己遭遇的，可能正是医生行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我害怕哪一天直接被人捅死了”。
为了正名，他委托律师打官司，要的只是“一声道歉”。
新京报记者独家对话段建华。在抑郁症的边缘徘徊半年后，他有了一些体悟，“我还有家庭，别无选择，只能站起来。”“医学事业没有错，有问题的是其他东西。”
“还我一个清白”
新京报：出事之后，你一直在休养？
段建华：我因伤住了十几天院，出院后在家静养了一段时间。4月份到省里参加出国培训，6月份就去英国参加培训了，现在刚回来。
新京报：什么时候提起诉讼的？
段建华：6月初，当时我孤立无援，因为公诉是以“扰乱公共秩序罪”起诉的，但对我个人的损害没有提，我觉得我得站起来提要求。
新京报：诉求是什么？
段建华：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给我道歉，你得承认不是我错了，是你错了，要还我一个清白，不明真相的人还会觉得病人死了是我段医生做错了。
新京报：报纸上刊登家属的公开道歉，是你诉讼的结果吗？
段建华：6月份我委托律师之后就出国了，这个道歉是法院调解的结果，他们（患者家属）登报公开道歉，接下来可能会签调解协议和其他的赔偿。
新京报：你对这个结果满意吗？会原谅他们吗？
段建华：现在谈原谅没有意义。道歉是有时机的，大半年过去了，伤害、屈辱我都经受了，现在道歉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出事之后我们没有私下接触过，他们也没有私下给我道过歉。
没有晴天的半年
新京报：从受辱到看见道歉信，经过了7个多月，这期间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段建华：生活在煎熬中，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失眠、焦虑、封闭，每天坐立不安。回来上班后，好多人都说不认识我了，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头发基本上快掉光了。
新京报：都会想些什么？
段建华：各种情绪都交织在一起吧，一下子觉得很愤怒，有时觉得这社会不公平，为什么偏偏是我受到伤害，经常有想死的念头。
新京报：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吗？
段建华：这大半年来，我看绍兴的天每一天都是阴天，印象里就没有晴天过，没有开朗的时候，整晚做噩梦，就是走在抑郁症的边缘。
新京报：现在好点了吗？
段建华：在逐步恢复中，很难一下子恢复到以前那种自信，基本上都属于抑制的状态，精神很难集中，会突然觉得心慌，在给病人看病时，那天的画面又会一闪而过。
新京报：精神上受到伤害确实很难恢复。有尝试过一些自主康复或治疗吗？
段建华：最严重的影响是，我感觉到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被改变了，虽然知道是不好的改变，但也没办法。我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我自己是医生，清楚这些药物都没用的。
避开风险？迎接挑战？
新京报：这半年来，你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段建华：我做了20年医生，自信满满，也是医院最年轻的正高之一，业务水平肯定不算差的。但被迫下跪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要我下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新京报：后来你想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段建华：我觉得整个社会氛围都变了，大家只要到医院闹，就多多少少会得到补偿，可能后来都传开了，闹得越大越有钱拿。这种情况下，受伤最大的就是第一线的医生，想到这儿我就感到害怕，觉得未来一片迷茫。
新京报：没有有效的机制来治理这些问题吗？
段建华：没有一个有效的第三方机制来处理、平衡这些纠纷，而发生暴力事件时，医院也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来保护医生。
新京报：这种害怕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工作吗？
段建华：有影响，看病时会突然心慌，而且不太敢接一些有风险的病人了。
新京报：觉得风险背后可能是医生的人身安全问题？
段建华：我比较困惑的就是还要不要好好工作。比如说，这个病人凭我的能力是可以看的，但可能有风险，我该怎么办？我是只挑简单的，保证自己人身安全，还是去挑战，开展新的研究？
新京报：如果医生都不敢迎接挑战了，那会很可怕。
段建华：对，最怕出现的结局是业务萎缩，我做了还有风险，这些风险谁来给我承担？现在我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弱者。医疗体制的现状就是这样，我要怎样去保护自己？
医学本身没有错
新京报：你从业20年了，能为医生现在的状态做个总结吗？
段建华：在中国做医生很辛苦，体力辛苦还可以忍受，主要是精神上的压力。很多时候跟病人有交流障碍，现在还有生命危险。
新京报：交流障碍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段建华：很多病人觉得，我进了医院，你就要给我治好。我现在可能只有一半时间在搞业务，一半时间是在病房里不断沟通，而在每天不断沟通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
新京报：所以医患矛盾，也是沟通上的问题。
段建华：医患矛盾不是一天形成的，最近几年感觉特别明显。为了和病人沟通，我们也做了很多，医生都会学习心理学，学会和病人沟通，但也不是根本的办法。
新京报：6月份你到英国参加了一个培训，在国外有什么新的体会吗？
段建华：英国的医患关系很和谐，不可能发生我遇到的这种事。他们医生的地位非常高，病人对医生的治疗都是百分之百的信任，治疗前，双方公平沟通，一起制定大家满意的治疗方案。
新京报：的确，相互信任和契约精神是关键。
段建华：不一样，我们的医生没办法信任病人，病人也不信任医生。现在虽然有术前签字等，但很多人是不看就直接签字的，他们既不懂，将来也不会按契约来，出了事儿就是你的。
新京报：你觉得这里面深层原因是什么？
段建华：出事后我曾以为是职业有问题，现在想明白了，医疗事业本身是没有错误的，有问题的是社会上的其他东西，医疗体制、公众认知等等，这些不改变，医生个个都变成外交家也没用。
自己努力走出阴影
新京报：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和思考，你对自己未来的医疗事业会有什么打算？
段建华：我刚毕业时也有职业理想，现在四十多岁了，我不想放弃我的医学事业，那件事，就只能把它当成是一场噩梦，就这样过去吧。
新京报：在这半年多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身边有人帮助你吗？
段建华：有很多，那件事之后，我的同事在医院大厅举起标语，声援我。同事们四处为我发帖鸣不平，省里的医疗工作者也都很关注我这个案子。
新京报：家人或朋友给过你怎样的帮助？
段建华：很感激我的妻子和小孩，他们很支持我，如果不是家庭，我可能早就垮了。还有一些我以前的病人说相信我，我很感动，其实大部分病人还是很好的。
新京报：还是希望你能从那个事件中走出来，迎接新生活。
段建华：谢谢你，我知道，最好的结果是自己走出来，我也在努力。但还是希望能有一个组织来给我提供一些心理上的帮助，让我尽快走出来。
新京报记者 胡涵 实习生 李想 浙江绍兴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