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吉伯，英籍华人，在英国学习及行医30年。2006年回国后，在从事基层医疗工作期间，其思维工作模式与周边环境多次“碰撞”。

1月16日，东城区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护士正在陪一名社区患者取药。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其思维模式、工作方式与基层医疗环境发生碰撞，试图改变现状但屡遭“碰壁”

　　■ 人物简介

　　谢吉伯 英籍华人，56岁，出生于香港，在英国求学并有15年从医经历。拥有剑桥大学医学硕士毕业证书、英国医务评议委员会颁发的全科行医执照、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的儿科行医证书，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妇产科资格证书。2006年回到中国，曾在外资诊所、社区医院工作。

　　■ 引言

　　回国后的8年，谢吉伯感觉像“经历了一场奇遇”。

　　他有着15年英国家庭医生的经历，2006年回到北京定居。

　　这一年是中国新医改方案的定调之年，中国医改向“政府主导建设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转型。

　　回国后前3年，他在北京一家外资诊所坐诊。之后3年，他放弃高昂年薪，到中国最基层的社区卫生站干起了社区医生。他希望将英国医疗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家庭医生理念植入中国。

　　但植入观念却频频遭遇“碰壁”。

　　从零距离观察中国社区医生发肥皂去吸引患者，到从洋大夫变成“抄方员”。经历的种种让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程序，在中国变得颠倒了。

　　现在，谢吉伯觉得，他已经逐渐理解周围这环境，和环境里的一些事。

　　1月14日，燕莎中心写字楼“健康快线”诊所里，和在英国时一样，穿着白衬衫打着领结的谢吉伯走出十多米，把最后一位预约的患者送出门，叮嘱该如何服药。

　　当然，他在中国的生活习惯也有改变，这位56岁的英籍华人，不会像在英国，每天中午都有两个小时的“咖啡时间”。

　　这和他2009年第一次在中国行医时，显然好多了。

　　“倒过来”的看病方法

　　第一次坐诊，他突然感觉“不会看病了”。

　　一名社区居民带着空药盒进了诊室，递给医生。医生开处方、拿药递给患者，患者离开。

　　下一个患者也一样，来开药的。

　　“我惊奇。这不是家庭医生该干的。”谢吉伯说，在英国到社区医院开药的病人，大多是慢性病病人，处方就在电脑里存着，喝茶时，护士让医生签一下就完事，不会浪费医生看病的时间重复抄方子。

　　他统计了一下，到社区医院看病的居民，约80%是来开药的。

　　他带外国同行来参观中国的社区医院，他们都摇头，觉得这样的医生没有价值，缺乏成就感，宁可改行。

　　谢吉伯想提醒身边的中国医生，无论何种疗法，开药都是最后一步，但在中国的社区医院，最后一步变成了第一步，倒过来了。

　　病人拿药盒子过来，谢吉伯会先凭药判断对方得的是什么病，他谨慎地谈论药盒上标注的治疗范围，借此寻找进一步诊断的机会。

　　但更多的病人直接说，“让你开药就开药，问那么多干吗？”

　　还有一次，有两个孩子患了感冒，准备去北京儿童医院打点滴。

　　谢吉伯告诉两个妈妈，能通过护理降温就不要吃药，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要去打点滴，他在英国行医时，20%的患者是儿童，他从没给一个儿童打过点滴，“去医院打点滴，说明病很重了。”

　　谢吉伯认为，有了病一定要去最好的医院打点滴，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医改开始时，将医疗交给市场后形成的病态。

　　一个妈妈听了他的建议，给孩子擦酒精，多喝水。另一个妈妈心急如焚地抱着孩子去了儿童医院。

　　过了一天，两个孩子的感冒都好了。

　　反馈到谢吉伯这的信息是：第一个妈妈说，谢大夫的方法管用，下次孩子感冒，还是先给他护理，尽量不去医院；第二个说，花了1000多块钱，孩子病好了，下次生病得早点去医院打点滴。

　　在英国，看病是需要病人提前跟医生预约的，但谢吉伯在中国当社区医生，有时还要想方设法吸引病人来社区医院。

　　谢吉伯最深的感触是，居民对雕牌肥皂的兴趣，比对社区医生强。

　　北京一些区县给基层社区卫生站下任务，每月必须办一场健康讲座或某种疾病筛查义诊。但社区医院把通知贴满小区，来者寥寥。

　　“为完成任务，社区医生会发小礼物吸引居民参与。”谢吉伯说，社区医生总结的经验，最能吸引居民的是雕牌肥皂、牙膏。

　　体制内的诱惑

　　在英国有15年行医经历的他，试图改变这种“倒过来”的状况。

　　尝试从社区里的糖尿病人开始。2009年，她在社区门口竖了个牌子，上写“英国大夫，免费查脚”。

　　“糖尿病人的脚会开裂，难愈合，15%的病人会为此截肢。”他说，没想到对于这种好心，有些病人不买账。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说服患者接受检查。为让患者放心，他将自编的糖尿病人如何剪脚指甲、护理足部打印出来，发给患者。

　　“中国的病人有个特点，他意识到危机了，就会听医生的，但前提是，医生得想办法让病人接受检查。”谢吉伯说，持续的努力让部分患者改变了看法，开始相信社区医生。

　　在社区医院的医生，在谢吉伯看来很多都是优秀的，高学历，只是没能挤进三甲医院，“我常给他们打气，说我们要动起来，去努力。”

　　“三甲医院的医生都是三甲吗？”谢吉伯说，现在中国的医疗问题中最要命的是居民找不到可以信任的医生，只能找可以信任的牌子，居民不信社区医院，信协和医院，到了协和医院，又去找主任医生。”

　　有件事让谢吉伯沮丧，他在燕莎开办诊所时，一名社区医院的年轻医生随他“下海”了，这名医生在社区医院年薪6万至8万元，谢吉伯给她开出至少高一倍的年薪，但1年后，这名医生还是回到了体制内。

　　这名年轻大夫告诉谢，自己要升职称。由于她脱离了体制，官方的数据也不能轻易拿到，考虑到在体制内呆着还可能会谋到一个户口，所以还是回到体制内去。

　　最近，谢吉伯又碰了“软钉子”，2013年，海淀区卫生系统的人来找他，双方约定，他可以给海淀区一家社区医院的医护人员做培训。

　　去年10月份，这家社区医院的医护人员来做培训，学的时候很高兴，谢吉伯教她们怎么给居民做糖尿病筛查，比如一栋楼里面，怎么精确筛查高危人群。

　　“我本打算一周去一次，看看实施效果，后来，我去过两次，发现进展缓慢，再催的时候，他们说年底了，要做这个考核那个考核，医护人员都有这个任务那个任务。”谢吉伯催了几回，医生们告诉他，居民不太欢迎，筛查不太顺利，耽搁在这里了。

　　最近一个多月里，谢吉伯没好意思再上门。

　　“很多年轻的医生告诉我，想法太多没用，医生要听领导的，领导要听上级的，在社区医院就是混，就是耗，就是保住体制内的饭碗。”谢吉伯说。

　　数字上的成绩

　　跟社区医院“亲密接触”5年后，谢觉得自己开始适应并理解这个环境，和环境里的一些事。

　　“政府似乎更喜欢数字。”谢说，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北京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覆盖面继续扩大，截至2013年11月底，累计签约413.3万户，892.7万人。

　　截至2013年11月底，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4253.87万人次，比2012年同期增长18.3%，占全市的23.57%。

　　采写 新京报记者 张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