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白重恩表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短期看，经济结构的调整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阵痛，但长期看，这种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面对经济下行，我们要保持定力，并通过改革解决现实的问题来激发经济的潜能。

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有好处

新京报：如何看待这一轮经济形势的下行，其原因是什么？

白重恩：我觉得这一轮经济下行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外部因素。美国制造的经贸摩擦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其他国家。所以，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都在下调。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其中一个表现是政府驱动的投资的增速在减慢。比如说，2017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19.8%，2018年这一数据骤降到3.8%，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表现较2018年稍微好一点，但也没有快多少。这样，作为一大需求的投资突然减速，势必会造成经济下行的压力。但这并不是坏事儿——一方面，如果像以前那样，基础设施投资依然保持高速的增长，地方政府债务会随之大增，可能会带来地方债务风险。为了防范风险，必须把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降下来。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加剧基础设施的低效利用，把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降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低效的基础设施投资，但要说明的是，把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降下来并不是说把所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都停下来。

短期看，经济结构的调整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阵痛，但长期看，这种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基础设施投资从将近20个百分点的增速骤降到4个百分点，可能调整的节奏有点快了，但这种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

第三个原因是金融监管的影响。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我们不仅约束地方政府不能随意借贷，同时对不同的金融产品加强了监管。比如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要求一些表外业务回到表内。从金融风险角度看，应该适当地加强监管，但我们忽视了一点，我们的金融体系不是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这就造成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如何理解？在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中，会有一些有效的手段来分担企业融资的风险，可以使得不同的企业或者借贷人承担不同的风险。但在不发达的金融市场，风险分担机制运行得不好，如果加强金融监管，对企业贷款的风险就会提出高要求，就会使得企业获得资金变得困难。实际上，企业出现贷款难并不一定是银行歧视一些企业，而是因为监管对银行实行终身追责等要求，使得银行不敢给一些符合要求但又有一些风险的企业贷款。除了风险分担的问题没有解决，风险定价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企业的贷款风险较高，可以让企业支付高一点的成本来抵消风险。但现在监管对风险定价也有过多的约束。这样市场没有建立起很好的风险分担机制，同时风险定价也受到约束，使得金融机构干脆惜贷或者不给企业提供贷款了，出现了融资难的问题。对于国企来说，这一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国企是国资的一部分，国企贷款的风险最终不会由金融机构承担，而是由国资承担。但民企就没有这样的安排了，出现了民企融资难的问题。

第四个原因是营商环境模式的转变。从世行历年发布的报告可以看出，过去40年中国普惠的制度化的营商环境并不那么完善，但中国经济依然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和我的合作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特惠模式”这一概念。“特惠模式”指的是，尽管每个企业面临的普遍营商环境并不是那么理想，但在有的情况下，如果这个企业被某一级政府里面的主要领导看中，认为这个企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很重要，或者是对领导的升迁带来很大的正面影响，那么这个领导可能就会想方设法帮助它。可以说，在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中，特惠模式确实帮助我们的企业解决了很多问题，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在特惠模式下，资源配置不完全是市场配置的，有时候是市长配置的。现在特惠模式局限性越来越大了，也不像以前行之有效了，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有个前提条件，就必须有个良好的、普惠的营商环境。但一方面，特惠模式这个“旧”已经破了，另一方面普惠的营商环境还待完善，“新”还未完全立起来。在这种转型中，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复杂了。

财政政策的前门可以开大一点，后门要关严

新京报：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到底是要靠改革还是要出台政策保增长？

白重恩：面对经济增速下行，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硬约束，在制订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到——2020年我们要实行全面小康的目标，经济增长确实要达到某个速度。

除了硬性目标，至于经济增速减缓是否会影响信心？确实是会影响预期和信心，但信心应该是建立在经济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我们解决上述提到的金融体制改革、营商环境这些实际的问题。一个一个的问题解决了，信心自然就回来了。因此，我倒觉得经济增速不是太重要的事情，面对经济下行，我们要保持定力，并通过改革解决现实的问题来激发经济的潜能。

如果不解决具体的问题，试图依靠扩张的政策做政府驱动的投资，可能陷入低效投资的恶性循环——假如说为了达到某个经济增长目标，我们就要财政刺激。假如这个刺激是政府投资，这需要占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资源，而资源被占用之后，民间投资的成本相应也被抬高了，而这两类投资的回报率是不一样的，这就会造成总体效率的下降。而因为总体效率下降，我们要实现某个增长目标所需要的刺激力度更大，从此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是，现在还能找到多少有效的投资标的吗？也不是说基建投资没有空间了，人们对某些基础设施还不满意，我们肯定还需要做基础设施的投资。但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量已经很大了，我们不能再那么快地去做那么多的基础设施投资了。

新京报：面对经济增速下行，没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了吗？

白重恩：还是有必要采取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从2017年的将近20个百分点的增速骤降到2018年的4个百分点，可能调整的节奏有点快了。在这样的节奏之下，企业难以应对。因此，调结构一定要采取一个市场能够反应过来的节奏。因此，我赞成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一定要透明。比如，地方政府融资的前门可以开得更大一点，增加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额度，但这种债券是公开透明的，放松一点，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在开大前门的时候，一定要关严后门，不能再回到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制造出许多不透明债务的老路。

对于货币政策，现在的问题并不是银行没有流动性，而是银行有钱贷不出去。因此，比货币政策宽松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打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这一问题很难解决，但我们还是要去啃这个硬骨头。

要减少低效的政府投资，增加高效的民间投资

新京报：你曾经做过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如何看待中国潜在的增长率？

白重恩：我曾经做过对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的预测，没有对短期潜在增长率做过研究，因此，对于当前一段时间中国潜在增长率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数目，但从长期看，我对中国经济还是比较有信心。

能否实现增长潜力，跟我们的经济效率有很大关系，而效率跟投资的结构有关，所以我们要减少低效的政府投资，增加高效的民间投资。我们几年前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进行了预测，没有考虑短期的冲击产生的影响。预测结果是，在2050年之前，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不断下降以及劳动力规模的不断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且下降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

其中，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速将从2016年的6.12％下降至2050年的4.04％。劳动力增长率则将从2016年的0.24％逐渐下降至2050年的-1.19％，主要原因是15-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自2011年开始持续下滑，并将持续下降至2050年。目前我国劳动力趋于短缺，其中适龄劳动人口中60岁以下的人员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在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在2016-2020年间中国的潜在增速为6.36%，2021-2025年间这一数据为5.57%。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