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倪兆中 侯雪琪 徐天鹤）疫情期间，武汉女子李丽娜在阳台“敲锣”救母事件引发关注。

今年2月1日，李丽娜带母亲就医，其母被列为疑似病例，李丽娜陪母亲在家隔离治疗，其间，母亲病情加重但无法入院。多番求助无果后，2月8日，李丽娜无奈在阳台“敲锣”救母，随后母亲入院治疗，几日后，李丽娜也被确诊进入医院治疗，目前均已治愈。

4月10日，李丽娜正式解除隔离，回家与两个多月未见的丈夫和女儿团聚。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她称，敲锣之后得到救助，就像“有人扔了个救生圈，终于不用垂死挣扎了”。她希望在疫情结束的那一天，能和帮助过她的那些人见一面，说一声感谢。

李丽娜在阳台“敲锣”救母。视频截图

“需要有人注意到我发出的声音”

新京报：母亲当时情况怎么样？

李丽娜：她当时呼吸很急促，咳嗽不止、高烧，人也很虚弱，已经不能走路了。病情就像水淹一样，你（眼睁睁）看着她在那里慢慢的不行，想想看，如果看着自己的亲人慢慢被水淹死，是多么的难受。

新京报：为什么无法住院？

李丽娜：当时她的核酸结果是单阳，医生说这种情况代表介于是和不是之间，不能确诊，不能确诊就不能及时入院。

新京报：有没有尝试过别的求救方式？

李丽娜：打电话、找熟人，在微博上求助，然后发各种求助的链接，但没有特别有用。

新京报：后来为什么选择了敲锣？

李丽娜：首先需要有人注意到我，注意到我发出的信号。其实我敲的并不是什么锣，我敲的就是一个盆和一个勺。我只是希望自己发出的声音能被听得到，至于谁能听到，我并没有想过。后来有很多人说家里要备一套锣鼓，其实只要你想发出声，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新京报：母亲知道你在外面这样求救吗？

李丽娜：她知道，也非常伤心，我听到了她在家中哭泣。

李丽娜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 侯雪琪 徐天鹤 摄。 

“就像有人给我扔了一个救生圈”

新京报：那时你的身体状况如何？

李丽娜：当时我也感染了，已经发烧一整晚，但如果我倒下了，谁来去救她？谁来救我们？不能再有家人来（照顾我们）了，来一个传染一个，没完没了。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敲锣时你在大哭。

李丽娜：其实哭是一种倾诉，一种释放的渠道。我那天在那里哭了之后，感觉一下子人轻松很多，觉得整个人心态又调整好了。其实当你真正求生的时候，面子已经不重要，生命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对于平常来讲，不管敲锣或在街上喊都不是特文明的事儿，但到了那个时候，救命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当时敲了多久？

李丽娜：大概就三五分钟吧，因为中途母亲还有一些状况需要我去处理，也没有哭很久，并没有像网上说的，我天天在这里哭，也没有每天敲。

新京报：敲锣带来了什么变化？

李丽娜：第2天我手机就被打爆了，海内外的记者、志愿者、老中医，还有一些爱心人士，不停打，我的手机都被打到要关机了，那天晚上母亲被送往汉阳医院治疗。这种感觉就像有人给我扔了一个救生圈，终于不用垂死挣扎了。

李丽娜当时发的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有妈在，我还是个孩子”

新京报：你自己什么时候入院治疗的？

李丽娜：2月14日，我也确诊了，住进了国博方舱医院。

新京报：母亲知道你被感染的事吗？

李丽娜：她入院之后知道我被感染了，非常激动，不愿配合治疗。她觉得是她害了我，害了我的以后。后来经过医院治疗，她已于3月中旬出院，目前状况良好。

新京报：这次对母亲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李丽娜：我第一次意识到，有妈在，我还是个孩子。我成长于单亲家庭，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是一个很勤劳的女人，虽然她读书不多，脾气也不算好，但她对我付出了很多，自己非常节俭。倾尽所有供我读书、结婚、生宝宝，她一直在支持我。

新京报：这次事件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丽娜：我觉得不能用短短两分钟的敲锣视频，就给我贴上标签，比如特别惨、特别孝顺之类。我们前期确实很辛苦，但路上遇到很多帮助我们的人。大量的资源，大量的帮助，才赢得了我妈妈现在的回归，这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新京报：疫情结束之后想做点什么？

李丽娜：我希望武汉好了以后，自己能够去亲自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一路走来，有太多人在帮助我。我希望在疫情结束的那一天，一起能见个面，亲自对他们说一声感谢。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