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席是订菜上门，后厨没有可忙的，但大奶奶的儿媳、我的婶子仍以“豆腐坊磨豆子”为由不上桌吃饭。
女随母规，婶子不上桌，女儿也来到豆腐坊喂自己三岁多的孩子。不过婶子希望，等外孙女长大后，“她想上桌吃饭就上桌，不吃剩菜剩饭”。
2月1日，大奶奶（居中老妪）85岁生日，因为客人不多，男女宾客凑了一桌，五次三番礼让之后，按长幼亲疏依次就座。
春节，我回到故乡于庄——一个山东鲁中地区的小村，这里以“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著称，相传是坐怀不乱的和圣柳下惠故里，这里春节还流行着磕头跪拜大礼，吃饭讲究座次分明、尊卑有序——自然，这里的女人吃饭不上桌。
女人吃饭不上桌，倒不是平常吃饭女人不允许上桌，而是家里来客人时，男人在堂屋宴席陪客人吃饭喝酒，女人忙活张罗饭菜，只能在偏房小桌吃饭，或等客人散席后吃剩菜，不上正桌一起吃饭，妥帖的说法应该是，“女人吃饭不上席”。
在于庄，生活压缩成一本薄薄的日历簿，婚丧嫁娶，生辰满月，上梁乔迁，构筑着农人间的往来人情，也标注着男女老幼分明的次序。
不上桌是老例
“都是客人，我坐下不好看”
2019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适逢大奶奶（乡音，这里指爷爷的嫂子）85岁生日，生日宴席摆在大奶奶的儿子家，即由我的叔叔和婶子张罗。
以往，起码15年前，红白之事乃是农人们举全村之力才能完成的大事。东家借条凳，西家借碗筷，事主家提前两天赶集备菜。而每逢此时，家族长者便接管了一切，我家自是老爷（乡音，即爷爷）主持。老爷今年80岁，是于庄红白理事会会长，掌管全庄的婚丧大仪。他曾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干部，大背头，中山装，赵本山样式的帽子常年扣在头上，讲话时要把中山装披在肩上，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比画，十分威严。
一堂顺理成章的宴席是关乎家族颜面的大事，菜肴的丰盛、座次的礼数、劝酒的热情，尽显男人们的待客之道。在后厨忙活的女眷，烧火洗碗刷碟包水饺，无事也要候着。
“大娘，婶子，别忙活了，一起吃吧”——尽管客人有礼让女眷的习俗和环节，女眷们都以忙为由婉拒，以示贤惠。
老爷告诉我，只有结婚和大家族办寿宴，来了女客，才有专门的女席，家族女眷依照辈分上席陪客，这才有机会上桌，刚过门的媳妇辈分最低，数年间上不了桌。相较于男人们坐条凳和大八仙桌，女席则是矮凳和小八仙桌，不过只要上席，女人饮酒也是无妨的。
其他时令待客，新女婿认门、新媳妇生孩子、喝上梁酒，或者麦收之后农闲时的来客，女人和孩子几乎没有上正桌吃饭的机会。
大奶奶的寿宴在正午12点开席，因为客人不多，男女宾客凑成一桌，五次三番礼让之后，按长幼亲疏依次就座。
以往，作为家里的男劳力，叔叔待客、陪酒，婶子炒菜、伺候客人，这些操持已经给了她充足的理由不上桌。如今日子好过了，宴席少有人自家炒菜，只提前一天打个电话，饭店就准时送上门。一桌客人，叔叔订了12个菜，280元，丸子肘子，双鸡双鱼，是一桌体面的菜肴。
即便是订菜上门，后厨没有可忙的，婶子仍然不上桌吃饭，推辞的理由是，“豆腐坊要磨豆子，忙。”磨豆子其实并不急，私下里，我问婶子怎么不上桌吃饭，“都是客人，我坐下不好看。”她说。
女随母规，婶子已经出嫁的亲生女儿，虽然是来给奶奶祝寿，也没有上桌吃饭。
为何不上桌？
“过去不宽裕，好东西得尽着客人”
于庄的宴席往往在中午12点开始，两三点结束。没吃饭的女眷们不能当着客人面吃饭，待客人离去，收拾狼藉杯盘，女人和孩子才开始吃残羹冷炙。尽管是客人的剩菜，仍比家常饭菜可口。
儿时，娘领着我忙活一场婚宴，吃客人的剩菜时，一盆鸡肉仅剩几块，眼疾手快又嘴馋的堂弟，夹一块鸡肉，啃一口吐上唾沫，再夹一块，啃一口吐上唾沫，这样的伎俩夹走了所有的鸡肉，当时挨一顿揍，至今引为笑谈，亦可见物质拮据时的笑中带泪。
大概也正因如此，在勉强填饱肚皮的年代，老爷说，讲究的客人不会把盘子吃干净，多少留一点儿，甚至还流传着客人“吃鱼不翻身”的习俗，留下一半鱼，给吃剩菜的女人和孩子。
这日下午三点多，大奶奶寿宴上的客人离席散去，婶子和女儿这才收拾残局，用烧煤取暖的火炉热一下剩菜吃饭。不巧炉子无人照看，灭了，屋里的气温零下1摄氏度，半年多没见的娘俩，一起吃了一顿剩的冷菜。
现在，我成了家族唯一念书走出去的男丁，可以随男劳力上席陪酒，也终于有底气跟老爷谈论女人不上桌的陈规旧俗。
为什么女的不能上桌？我问老爷。
因为过去不宽裕，好东西得尽着客人。老爷说。
有没有觉得男女不平等？
自古以来就这样。
宴席上，我奶奶、我娘和婶子要是上桌了呢？
她们保险（肯定）不敢，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不信你问她们。他说。
可能，只有一个例外。
作为耕读走出去的男丁，老爷希望我能讨一个工业户口（城市）的媳妇。
如果城里的媳妇要上桌呢？我问。
“给她单独开一席。”老爷爽快地说。
我们这里的民间文化认为，有阶层地位的女人，是被视为无性别的，或者是可以跟男人平起平坐的。
或许，传宗接代和墨守成规之间，这个老农民需要一个妥协。
老例儿在改变
“现在谁家新媳妇不上桌笑话谁”
大约19年前，我的爷（乡音，即爸爸）觉得我不一定能考上大学，未雨绸缪给我盖婚房。喝上梁酒的那天，爷让我一起跪拜姜子牙之类的神仙，祈求上梁大吉，娘照例在厨房忙活，给盖房的男劳力们张罗一桌好菜。
其时我才上初中，不过历经思想洗礼，我学着课本里的英雄人物，站在神仙牌位前，大声斥责封建礼教。作为晚辈，在于庄，这称得上大逆不道。我爷颜面尽失，甚至气得从房顶上跳下来，用拳脚平息了少年的忤逆。
饥饿的记忆就像身体上的一道疤痕，清晰无比，何况还挨了一顿揍，疤上撒了盐。男劳力们喝完上梁酒散去，娘带着我吃剩菜，她用筷子拨拉着盘里的菜汤抱怨，“下力的真能吃，一点儿好东西都没剩下。”这段话记忆犹新。
十多年来，我一直佯作一个文化人，试图从庄里寻找出一个勇敢的女人或男人，像当时的懵懂少年，带领大家反叛这些陈规旧俗。但寻遍于庄，始终没能找到我希望出现的反叛者，却发现反叛正在每个人的心里默默萌生。
“现在宽裕了，家族老人过生日，女人小孩都算进去，多订两桌菜，男人女人都能坐一起。”老爷说，女人不上桌是老旧风俗，政府、村委和红白理事会没有专门规定，但这五六年以来，家家户户有钱了，女人不上桌的旧俗开始发生变化，“以前谁家女人上桌笑话谁，现在谁家新媳妇不上桌笑话谁，男人吃饭女人看着，确实不是那么回事。”
2月7日，一位镇干部跟我说，女人不上桌的传统必然是陋习，目前并无政策约束，但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陋习将逐步消退。几名留在家乡县城的女同学也告诉我，如今家里的读书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到家族事务，女人不上桌的老例失去了人心，“可能只有老辈人还讲究。”
对于在这片土地上任劳任怨的女人们来讲，陈规旧俗就像撒种的麦子地，偶尔也长出自由的蒲公英。婶子希望，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她三岁的外孙女身上生根发芽，“她想上桌吃饭就上桌，不想上桌就不上桌，绝不吃剩菜剩饭。”
采写/摄影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