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唐山抗震纪念碑前，一位老者双手合十纪念祈福。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7月24日，唐山新华道沿线。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震后的唐山新华道沿线。 翻拍自唐山地震博物馆
7月22日，唐山博物馆(原唐山工人文化宫)。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震后的唐山工人文化宫剧场。 翻拍自唐山地震博物馆
7月23日，唐山路北区。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震后的唐山路北区。 翻拍自唐山地震博物馆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纪念日。
新唐山40岁。历经沧桑的大地，生长从未停息。
时间熨平伤痛，曾经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在墟土上向死而生。
40年，我们再次抚触公共记忆中的历历伤痕，既为悼念逝者，亦为敬畏生之信念，繁盛之决心。
81岁的常青有一个“大相册”——一台用了快十年的冰箱。因为不制冷又舍不得扔，冰箱变成了他的资料柜，装着他50多年来拍摄的唐山。
凭借震前唐山展览馆摄影师的身份，常青有机会完整记录了唐山震后至今天40年的变化。
地震40周年来临的时候，他正忙着搬离住了32年的“抗震楼”。
常青即将搬入的房子是一幢高层住宅，“港商开发、户型好、带电梯。”
“唐山地震至今已40年，震后兴建的建筑进入‘集体衰老’期。”原唐山市规划局副局长赵振中说。他全程参与了唐山市的规划、重建，也目睹地震时兴建的建筑正在远离唐山。
与建筑一起改变的还有城市的色彩。正在举办的2016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展示着“世界上的花花草草”。
“一个时代过去了。”常青说，迅速发展的城市正在展现新的容貌。
不断长高的城市
地震截瘫伤员潘秀秋记得地震两年后，再一次看到唐山时的情景。
那时她从外地转院回来，车一进唐山，“满眼都是简易房”。人们清理了废墟，在原地垒起1米高的砖墙。因为缺少建材，从废墟里扒出震掉的窗框，封上塑料布，房顶用砖头压住油毡，就成了震后的家。
“1976年入冬前，各个机关单位和解放军，在马路边和废墟上盖起40万间简易房供唐山人过冬。”赵振中说，一句顺口溜“登上凤凰山，低头看唐山。到处简易房，砖头压油毡。”就是当时的现状。因为房子不保温，每天早上起来房顶一层霜，毛巾都是“立”着的。
这样的简易房，常青住了8年。
一天三顿饭，天天担水、劈柴、倒炉灰，“琐碎的生活占去了日常的大半数时间。”
1979年下半年，唐山市大规模复建开始。提出了“要把唐山建成21世纪的现代化城市”的目标。
在常青一样的普通市民看来，“现代化”就是结实、方便。
1984年，常青一家四口搬进了唐山人翘首以盼的“抗震楼”。
像唐山震后重建的所有住宅楼一样，“抗震楼”墙体敦厚、外观扁平沉黄、室内格局紧凑，也被当地人戏称为“火柴盒”。
在当时，“抗震楼”是全国先进住宅的代表。8度设防（意味着建筑设计能够抵御烈度为8度的地震，相当于大致6级地震）、独立厨卫、集中供热以及完善的小区配套，“北京、上海的很多住宅都比不上。”
“水龙头拧开，听到水‘哗’一响，觉得真好！真的活过来了！”32年后，常青回忆当时的情景仍难掩激动。
在常青拍摄的照片里，震后20年内，5层左右的“抗震楼”是唐山不变的面貌。
因为鲜有高楼，加上住宅楼土黄色和白色的外立面、火柴盒一样的造型，使得整座城市看上去像是紧紧趴在地面上。
那时候他喜欢到唐山宾馆和唐山饭店拍照，那里一度是唐山最高的建筑。“最高的也才13层，但那时感觉已经很高了。”
从唐山饭店往南走500米，就是唐山市两条主干道——新华道和建设路的交叉口。1984年，高5层的唐山百货大楼开业，254米的“条形楼”横卧在新华道旁，成为唐山市最大的百货商店。2年后——震后10周年之际，在百货大楼的斜对面，总高33米的唐山抗震纪念碑落成，成为城市的一个制高点。
纪念碑常青拍了40年，“那时候有规定，周围盖楼不能超过它的高度。”
上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在全国逐步推开，楼层渐高的商品房和办公楼，开始挣脱以往整齐划一的建筑风格，成为城市的新选择。
十年来，在唐山市最繁华的新华道旁，近百米的高楼相继出现。33米高的纪念碑已经被周围的商业综合体和高层住宅超越。蝉鸣喧天的晚上，小孩子穿着溜冰鞋绕着纪念碑滑过。在纪念碑对面，一栋新建成的高层住宅项目，打出“9度设防、隔震住宅”的口号招徕客户。
从纪念碑沿着新华道往西走，新建成的高楼遮挡了新华道两侧进入衰老期的“火柴盒”——从外观上看，这座城市与全国其他年富力强的城市已无差别。
崛起的城市给拍摄者提供了新的创作素材，也设置了拍摄障碍。突出的高楼，遮挡了视线，报道唐山地震40周年的记者，再想拍摄连片的“抗震楼”“也不那么容易了。”
从“锅底坑”到世博园
赵振中已经从唐山市规划局退休13年了。
这十几年中，赵振中最欣慰的是大企业的搬迁和整座城市的转型升级。“比如，曾经污染严重的启新水泥厂已经搬离市区了。”这家成立于1889年的中国第一家水泥厂，比1938年建市的唐山还要年长近50岁。它处于城市中心区的东部，每天要排放150吨左右的粉尘。
唐山重建时期，将污染严重的大企业从中心区域搬迁至新区是重要工作之一。
“骑车从工厂旁边路过，衣服上能落一层灰。”赵振中说，但出于搬迁成本和恢复建设时期的建材需求等诸多考虑，地震后，大企业搬迁并不容易。
在既往的经济结构中，煤炭、钢铁企业在带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的弊病。2004年、2007年，唐山因污染问题两度被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点名，一度受到“区域限批”的处罚。
常青曾记录过彼时城市的面貌。在唐山城南，开滦煤矿130多年开采形成的采煤沉降区，因为地面塌陷，工业废水乱排，人迹罕至。“人们叫它‘锅底坑’，其实是唐山发展中的‘疮疤’。”
2008年，唐山“退二进三”计划实施，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中，缩小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对高能耗、高污染、不符合城市规划和易于搬迁的企业先行实施搬迁改造。
启新水泥厂成为当时首批且最大的“退二进三”企业。2008年底，拥有119年历史的启新水泥厂迁出主城区。
曾经唐山人眼里的“锅底坑”，也已焕发了新的生机。成为正在举办的唐山世园会会址所在地。曾经住在世园会5号门附近的唐山人韩国栋，眼瞅着垃圾堆一样的沉降区变成了大公园。
7月26日，韩国栋带着子女在2016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上不停地举起自拍杆，拍下“以往都没见过”的花花草草。在他们身后，被命名为“龙泉湾”的湖面上，喷泉伴着音乐一跃而起。
园区里的唐山馆以最直接的方式展现了城市转型的迫切——几排青竹隔开了陈旧的铁轨和成堆的煤炭，竖在门口的展牌写道：“唐山正努力实现着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来自官方的数据，也显示了唐山的努力。
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6103.1亿元，较2005年增长3倍，比震前的1975年增长73倍。财政收入575亿元，是1975年的141.4倍。
2013年以来，唐山市共关停污染企业1471家，森林覆盖率达到35.6%。除此之外，按照河北省政府要求，到2017年，唐山必须压减炼钢产能4000万吨、炼铁产能2800万吨。
“我们想通过世园会，让全世界充分感受到唐山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提速绿色发展的坚定意志。”唐山世园会前线指挥部副指挥张文明说。
碑是记事，墙是记人
与世园会一路之隔，坐落着在地震中损毁的唐山机车车辆厂铸钢车间遗址。扭曲、倾斜的立柱挣扎着伸向空中。
2008年，唐山市在遗址的基础上，辟建了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并在与遗址垂直的方向，竖起长度500米的纪念墙。
49岁的唐山钢铁厂工人尹景利用8年时间跟踪拍摄了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里的纪念墙。
1976年地震发生时，9岁的尹景利被哥哥姐姐从废墟中挖出。怀孕10个月的姐姐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
上世纪90年代起，尹景利开始拍摄地震主题的影像。
像所有缅怀地震的摄影师一样，他最先围着唐山抗震纪念碑拍。拍完春夏秋冬，拍日常生活。
2008年7月纪念墙对外开放。“来的人明显不一样了。”尹景利说，在纪念碑前，经常出现的是机关团体，而在镌刻着24万遇难者名字的纪念墙前，尹景利看到了以往隐没在人群中的遇难者家属。
他们拿着电脑系统里查询到的名字排位，仰着头，一排、一列地找寻一个名字。成片的鲜花挡住了去路。
在尹景利的镜头里，他们有的匍匐跪地，有的整个身体贴在墙上痛哭，有的老人掏出手绢反复擦拭逝者的名字，还有截瘫者坐着轮椅，不得靠近，只能长久遥望。
8年时间，14000多张照片。期间尹景利曾遇到过姐姐带着孩子前来祭拜，三个人六目相对，并无多言。他习惯了沉默。
有一段时间，总有位老太太，坐在纪念墙对面的石凳上打毛衣。这成了他向人提及最多的一个场景。尹景利觉得，地震发生四十年后，生者与死者在那座占地40万平米的公园里得以“团聚”。
7月23日，70岁的曹钟福带着全家老小21口人，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赶到唐山，祭拜在地震中遇难的家人。同行的孩子中，已经有重外孙。
曹钟福说，四十年间，唐山变化最大的，除了城市面貌，还有城市气质。
以往曹钟福和家人都是到自家建的墓地祭拜。震后的第四个十年，他们第一次去纪念墙。从24万人名中，看到父母名字的一瞬间，“特别震撼”。
对曹钟福来说，这是一种不同于墓地纪念的悲壮感：“觉得自己的命运和这座城市在一起。”
志愿者帮忙拍照留念时，曹钟福的家人反复提醒：能不能把纪念墙上的名字也拍进去？曹钟福说，碑是记事，墙是记人，纪念墙让当年的集体记忆归属个体，“这是一座城市四十不惑，成熟的表现。”
照片中，他让重孙抱起花篮，“墙上的名字在，我们就会世世代代纪念下去。”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