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淳映 出生于199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拥有经济学与英文双学位，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曾在路透社上海站、《纽约时报》上海站及新华社实习，希望在牛津攻读循证社会干预和政策评估专业的研究型硕士学位。
张婉愉 出生于199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曾以年级第一的成绩赴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交换，参加杰赛普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获得团队全国冠军和个人最佳辩手称号。希望在牛津学习政治、经济、哲学（PPE）高阶本科学位。
巩辰卓 出生于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参加过巴西、英国、美国、芬兰等国的学习交换项目，目前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与信息团队的培训生，在坦桑尼亚工作。完成过攀登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垂直马拉松”比赛，欲在牛津大学学习有关互联网、教育以及工商管理的课程。
任娜瑛 出生于1993年，清华大学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学生，中国青年同伴网络的联合创始人，带领团队专注于性别教育和学术研究。常在课余时间为北京农民工子弟补习英语，计划在牛津大学攻读女性学。
12月7日，首届“罗德中国奖学金”获奖名单揭晓，四名本科阶段就读或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中国学生——张婉愉、任娜瑛、巩辰卓、张淳映，获选为奖学金得主，这也是该奖学金创办113年来首次对中国大陆的申请者开放。中国大陆的首批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将在2016年10月，与来自其他30个国家及地区的罗德学者，一同赴牛津大学完成为期两年的研究生学业，获奖者每年可获得5万英镑（约合487450元人民币）资助。
焦点1 罗德奖学金为何“最难申请”？
今年3月30日，罗德奖学金的执行单位罗德基金会宣布，自2015年起在中国遴选奖学金得主。
该奖学金被称为“全球最难申请的奖学金”，每年申请者超过1.2万名，而录取率仅有0.7%，因此还被称为“本科生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每年可获得5万英镑（约合487450元人民币）的资助，资助金额将用来支付得主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的学费、食宿、保险、旅行补贴和领导力培训计划等开支。
它在评选时不仅注重申请者在学术上的成就，还看重申请人是否有体育、辩论、音乐方面的才能，也包括追求真理的勇气、合作精神及领导才能。
焦点2 申请及面试流程是怎样的？
罗德中国奖学金的申请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本届申请人需在2016年8月前完成国内或国外本科学业，年龄在19周岁及25周岁间，成绩排名必须在班级前5%以内，并在GRE或GMAT考试中取得较高的分数。
据北大学生张婉愉介绍，报名材料包括3封老师写的学术推荐信、一封课外推荐信及1000字的英文个人陈述。据工作人员介绍，所有申请者需经历三轮考核。初步筛选后，进入第一轮面试的人数达600人。负责第一轮面试的面试官，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在华的资深面试官，他们尽可能地通过纸质材料和简短的面试问题进行筛选。
第二轮的面试官则是由全球各地的罗德学者担纲，他们通过视频对申请者进行约半小时的谈话面试，有的申请者还会接受多于两名以上考官的面试。
最终，进入第三轮终选的16名申请者在上海瑞金饭店，与10名终选评委进行了封闭式的最后一轮面试。
焦点3 哪些名人获得过罗德奖学金？
罗德奖学金是1902年依照英国矿产业大亨塞西尔·罗德斯的遗嘱设立的，塞西尔·罗德斯希望在拥有“道德力量”和“领袖本能”的青年人中，培养“有公德心的领导阶层”。不少知名人物是罗德奖学金得主，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阿博特、天文学家哈勃等。
此次中国的四名“90后”得主也都充满了个人魅力。终选评委之一的盖茨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李一诺称，她在每位候选人身上看到了学业优异之外的三个特质：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对社会和时代的大问题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深刻的责任感。
■ 同题问答
1 你认为自己最大的“加分项”是什么？
张淳映：罗德方面通知我获得这个机会的时候提到，打动他们的是我对新闻的热情、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和生动的表达。我本身是个非常喜欢讲故事的人，在几轮面试的时候基本没有抽象概括的回答，而是讲了非常多的小故事。
张婉愉：我相信他们第一很看重我在北大法学院第一名的成绩，看重我在斯坦福法学院留学的经历。但学术不是全部，他们更看重的是我对公益事业和法律援助的投入和志向。面试时我跟评委说过，我在国际律所里实习时看到牵涉几亿元的项目能几周内完成、但也在法律援助中看到农民工为讨两万元的工资足足拖家带口等上四五年，我内心决不能赞同这种区别，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法治对弱势群体真正有意义。
巩辰卓：我最大的加分项可能是比较实在。我一直在真实地阐述自己的想法和心志，如果有些问题我并没有想得很清楚，我会诚恳地说出来。
任娜瑛：我认为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是其一。同时，我试图将平权运动实践与学术理论相结合，既醉心理论又强调实效的倾向，这可能是加分项之二。
2 面试中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张淳映：罗德基金会中国理事长汤玫捷问，你觉得什么是人性？我当时尝试从采访经验中谈谈对人性的观察和感受。首先，人性很难有绝对的善恶。其次，人性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被尊重被倾听。刚来哥大的时候，我有一点困惑：作为学生我们并不能发稿，没有能力替人发声，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接受我们的采访？当时我的教授说，有些人需要一个倾诉对象，需要你听他讲几个小时他们的人生。后来我就尝试很耐心很真诚地面对我的每一个采访对象，而我发现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很尊重我，这正是人性的美丽之处。
张婉愉：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是：“你希望能够使法治覆盖到弱势和边缘群体，覆盖到每一个人，但你觉得那样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我很喜欢这个问题，这是在考察我的批判和辨证思维能力。我们都希望法治的覆盖面越广越好，但如果不去全面和深入地思考它，就只能是一种对流行名词浅薄的附庸而已。
巩辰卓：盖茨基金会的首席代表李一诺女士问我，你认为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什么因素塑造了现在的你？我说了两点，一是家庭对我的影响，父母非常支持我追逐自己的兴趣与理想。二是我初中时很胖，常被同学开玩笑，这让我对公平和正义有种切身的渴望和追求。
任娜瑛：我印象最深刻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性别平权完成了，那么下一步你要做什么？”我的回答是，即使在制度层面性别平权似乎完成，但是性少数人群的内部歧视仍然存在，所以下一步应该是去解决这种内部歧视。
3 作为罗德学者，你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张淳映：我想做一个自己的新媒体平台，自己做载体。别人的故事被我收集起来，通过我讲给更多人听，我想充当这样一个介质。现在对我来说，与这个愿望最匹配的是做一名记者。
张婉愉：我想成为一名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律师。
巩辰卓：我的长期目标是在中国农村建立与教育相关的NGO，我到现在为止从没有考虑过留在国外。我并不希望名声斐然，也不希望挣很多钱，只是希望自己十年后还能做着自己喜欢和认同的事情。
任娜瑛：学者＋社会活动家。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相蓉 实习生 刘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