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制图/师春雷
书评周刊按照12个不同分类选出2014年度好书，作为2014年众多作品中的佼佼者，我们该如何向它们以及它们背后的作者致敬?在作者或译者看来，这些精品著作历经怎样的千锤百炼?又能带给我们何种不同视角?
【年度图书】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致敬】
新京报：认一些过去不认识的东西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孙机：通过文物能看到背后的社会生活。我现在八十多了，一辈子做这个事情——希望通过文物去看文物背后的社会生活。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需要广泛阅读一些文献，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
新京报：你作为一个读者，不是译者，布罗茨基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记得，大约十年前，你说他像你的中学老师或大学老师，“严厉而且有真才实学”，这些年过去，时至最近《小于一》翻译出版，这一感受有什么变化吗?
黄灿然：他肯定是我成长过程中影响我最大的作家之一，崇拜他，这不用说，但是后来我顺着他的线索，去读他崇拜的人，还有其他不在他的“系谱”里的伟大作家、经典作家。这样，也就是在脱离他的影响和笼罩。但在翻译这本书时，一方面是以前感受的复活，一方面是更成熟的心智的重新感受，依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而《小于一》依然是我最喜欢的随笔集──在我眼里也是最好的。
新京报：评委周濂说，《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是一本“横空出世”的政治学著作，你做这项研究的起因和过程是怎样的?
包刚升：我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民主转型。这一领域多数研究关注的是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但民主失败同样是一个重要议题。若不能避免民主失败，新兴民主政体就谈不上巩固的问题。所以，我从2010年开始做这种探索，并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项研究。
【艺术】
《古典风格》
【致敬】
新京报：在《古典风格》的序言里你提到，西方学界的共识是，《古典风格》一书是近五十年来在英语世界影响力最大、引用率最高的音乐论著，这本书之所以具有这么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燕迪：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主要因为它是一本充满了个人洞见的论著。这真的是一本金子般的著作，几乎每一页都有洞见。此书写出了一些前人没有说出来的，或者说原来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但是从来没有这样清晰表述出来的观点。而且，这本书各个章节的学术含量非常平衡，质量很高，因此有这样的地位是实至名归。
新京报：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加深，在中国讨论社会事务，人们更偏向与注重权力与资本的力量，而你始终在强调观念的理论，强调人们的文化信念和认知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是为什么?
韦森：目前，中国正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现状和事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前苏联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乃至体制运作实践、乃至晚清开放国门以来西方各种思想，都在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社会实际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和前所未有的方式动态发展和自我演变着。在这一切中，你都可以看到思想的力量是如何推动这社会的转变。
新京报：顾随先生讲诗，大家都很推崇了，这个整理过程当中您自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
顾之京：我自己来说实际上我是跟着他学习的过程。我自己这十几二十年如果说还有些提高的话，那就是在整理我父亲的遗稿当中潜移默化的作用，实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跟他学到什么，整理这些就觉得我对他也是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新京报：《看不见的森林》的译后记中，你提到在翻译过程中常能体会到一种“情感共鸣”，为什么?
熊姣：我在翻译过程中，从每一个章节中都得到了很多乐趣。这本书的每个章节都能带领你去认识一个新事物，为你打开一个观察大自然的新窗口。不只是我，读者们在阅读这本书时都会感到一种情感上的共鸣，而我作为一个译者，只是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深入阅读自然的过程。
新京报：我国原创绘本的创作起步较晚，我们现有的绘本作品中，是不是急缺这种类型的童书呢?
彭懿：目前中国的原创绘本作品中，像《妈妈，为什么?》这类世界级的高品质童书是极少的。这本书几乎唤醒了每一个妈妈的共鸣，我们国家的童书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童书作家刚刚起步，还在学习。你会发现，《妈妈，为什么?》这本书的诗歌创作者是日本最好的诗人之一，图画也是日本最好的画家之一画的，可是中国最好的画家肯为孩子画一本图画书吗?肯定不愿意。中国的原创绘本，想要赶上世界级水平，要走的路太长了。
新京报：你对《盗火者》另有期待，希望它更犀利，同时又希望它更温厚?
邓康延：不对比不知教育深浅，不走近不知触目惊心。我看十集纪录片《盗火者》样片时，几度心颤。向这部纪录片和书籍的尽心尽力者致敬。我只是个激情大于理性的组织者。总编导刘晓梅带领年轻的编导团队，历时一年多聚焦教育现状和当事人。我们互相提醒，要多找阳光面，虽然大家都知道，真诚的批判，远胜过挖空心思的奉迎。后来我们真的发现，在每一困境后面，都有欲挽狂澜的人。他们是最后的太阳，但不是夕阳。
新京报：现在的中国读者也就是通过看看像《文雅的疯狂》这类的书，来体验一下国外藏书家的乐趣?
周运：从根本上来说，对文化的重视决定了财富的投入方向。中国的暴发户会去买跑车、飞机，但是你看书里面提到的保罗盖蒂，人家也曾经是世界首富，他是怎么去收藏图书的。还有比尔·盖茨，花费3080万美元买下达·芬奇72页的手稿。西方的有钱人会去做这些事，中国的有钱人是把钱都转移到国外去了。除了藏书，西方藏书家还会建立藏书博物馆。如果中国人(对财富和文化)的观念不转变的话，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图书收藏。
新京报：从《江城》、《寻路中国》到这本《奇石》，你一直都在翻译何伟的作品，一路翻译下来，你觉得何伟的写作风格是否有什么变化?
李雪顺：我仅从翻译上说，觉得何伟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文风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那种“平民化”的气质。这也是他的书受到中国读者欢迎的原因。“平民化”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何伟写作出发点并非为了本人的扬名，而是仅仅想通过利用自己的观察和写作本领来忠实记录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次，何伟在美国接受过正规的写作训练，他在普林斯顿和牛津接受写作训练后已经知道他要当一个作家，所以他来中国时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写什么。他在涪陵居住那几年，潜心观察并忠实记录周边的生活，他是一个专业的写作者。
只要罪恶没有被彻底清算，悲剧就可能再次重演。20世纪极权政治的罪行与黑暗远远没有被充分暴露。《耳语者》见证了极权社会人性的扭曲，以及警察国家里众多被牺牲者的生活。虽然沉默没有被真正打破，民众对斯大林体制的控诉，却经由《耳语者》的记录而得以部分保存。忘往事者失双目，就此，我们致敬《耳语者》!
作为吴宓幼女，吴学昭以父亲的日记和遗稿为基础，温情书写了两人的交谊和往来唱和。她追随父亲的生活足迹，穿行在阔大的历史空间。学者的文化关怀一往情深，而跌宕起伏的国运却裹挟了陈寅恪与吴宓的人生，也改变了吴学昭本人的命运。《吴宓与陈寅恪》既是对逝去亲人的纪念，也是一次自我的精神清理。当历史的迷雾烟消云散，文化的尊严终将被重新体认。就此，我们致敬《吴宓与陈寅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