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在商场的高档白酒货架前驻足挑选。春节临近，受“禁令”影响，以高档白酒为代表的节日礼品市场面临考验。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新京报调查百名公务员，全部受访者均表示受到了“禁令”影响，超九成坦言“公务员不好当”
去年一年，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再到多部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具体“禁令”，几乎涵盖了公务员们工作生活各个方面。
一些分属各系统不同级别的公务员,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为官不易”，在失去隐性收入后，一些人甚至考虑离职转型。不过也有公务员表示，受“禁令”影响应酬减少后，自己身体状况要比以前健康，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同样发出感慨的，还有那些常与公务员打交道的企业负责人，作为送礼的“主力”，在“禁令”之年，他们的送礼金额大幅下降。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些“禁令”能长期发挥作用。
■ 个案
“禁令”重压下 调动变离职
张俊和陈芳是夫妻，两人三年前同时考上公务员，在江西两个不同的城市工作。
去年之前，夫妻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能调到同一个城市。随着“禁令”而来的福利取消、隐性收入减少，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眼下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已经变成了：谁离职。
消失的“收入”
虽然长期无法团聚，但张俊还是对之前的生活感到满意：他和陈芳都是端着“金饭碗”的公务员，各方面都比较稳定。收入方面，两人的工资并不高，加起来每月约在8000元左右，不过所在的系统面对企业，多少有些“油水”来补贴生活。
张俊说，逢年过节，他和妻子都能收到购物卡和高档烟酒等礼品，加上单位作为福利发放的一些日常用品，两人日常生活开销几乎不用自己花钱。
去年，随着中央一道接一道的禁令，张俊发现生活发生了彻底改变，所在单位的一些福利取消了，原本的隐性收入，也因为高压政策不敢收了。“购物卡、烟酒都不敢收了。”张俊笑称，2014年的挂历都是自己掏钱买。两个人的开支又彻底回到用工资卡结算上来，这让两口子一下子觉得自己“很穷”。
离职起争议
张俊说，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和妻子分居两地的问题，但公务员调工作对于没有关系的他俩来说太难，加之现在“生活不易”，于是其中一个离职，到另一人所在的城市去的想法开始浮现。
陈芳说，两个人准备要孩子，现在双方都是公务员的日子，今后肯定不好过。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夫妻俩开始讨论谁离职的问题。张俊纠结的是，他的发展前景更好一些，而妻子在省会，城市各方面设施又好过自己所在城市。
陈芳则认为男人不应把青春消耗在朝九晚五的日子里，“他应该出去闯一闯。”
这个事情从最初的讨论，演变成了两人的口角。张俊也无奈，自己并没指望通过当公务员发财，可原本平静富足的生活也被打破，让他觉得多少有些残酷。
中秋遇“禁令” 月饼不敢收
小许2009年大学毕业后考上了福建某省直机关公务员，主要负责一些单位的考核。工作勤勉、肯干，如今已是副科级干部。因为工作关系，也成为一些单位的公关“目标”，小许说，没有单位想落后，因此在考核时，他成为了被突破的对象。
无人送礼 家人不解
“请客吃饭比较正常，然后是购物卡和一些烟。”小许说在2013年之前，他的主要业余时间就是应酬，而收的购物卡数额一般在300-500元，每年大约有10张，烟则是软中华。
“看到好多公务员受到处理，中央是动真格的了。”小许说，他很快就推掉了一切应酬，送烟和购物卡的也几乎没有了，偶尔还有人送，也坚决不收。
去年中秋前，关于禁收月饼的禁令出台后，小许连月饼也不敢收了。往年过节，他会把别人送的东西拿些回家送亲戚，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家人多少有些不解。“管得越来越细，看来以后公务员是越来越不好当了”。
“环境推着你走，不知不觉自己就被改变了。”小许说，以前大家都在收购物卡，自己不收可能就成为另类，现在“一刀切”，不用顾虑太多，拒绝也拒绝的心安理得。
少了应酬 多了心安
过去一年，小许生活也确实在发生着改变，过去一周有四天时间在外喝酒吃饭应酬，也因此喝出了酒精肝，“现在形势变了，对方也知道，所以也不会做让你为难的事情。”小许说，现在少了应酬，生活变得简单许多，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去打球，或者回家陪家人，此前喝坏的身体也慢慢恢复过来了。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浙江省台州市某机关单位的公务员小陈身上，“我的单位本来就是一个‘清水衙门’，往年也就年底收一两张购物卡。”小陈说，过去的一年，他一张购物卡也没收，“原本生活就简单，现在就更简单了。”
小陈认为一方面单位查得严，一方面自己不想“撞枪口上”。
“其实类似的禁令往年也有，但往往禁而不止。”在小陈看来，2013年不同往年，规定细致，且对违纪行为一直采取高压态势，不仅查处了许多公务员，甚至还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我可不想成为那个典型，还是好好工作吧，简单就简单点，起码心安。”
■ 追访
官员朋友变得“陌生”
王丽是北京某商业银行的一名负责对外公关的客户经理，她过去一年的工作也因“禁令”，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因为职务关系，王丽每年都有拉存款的任务，她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资源，尤其是某大型国有企业，每年都带给王丽固定的存款数额。
2013年之前，王丽每到节假日，都会去该大型国有企业和她对接业务的负责人家里坐一坐，“每次都是送2000元的购物卡，一年大概送一万吧。”
不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王丽接连吃了闭门羹，“原以为那么久的交情，可以称朋友了，但发现结果不是。”
王丽说，去年中秋国庆，她去送购物卡，但对方怎么也不肯收了。随着2014年的到来，王丽顿觉存款压力很大，“元旦的时候又去了一次，结果对方说不要再送了，现在查得严。”
有同样的反应不止一家，王丽发现此前的客户也都以禁令为由拒收任何东西，“态度都变了，变得很陌生。”王丽说，现在担心存款量能否完成。
企业送礼金额降一半
刚过去的这个元旦，老张给自己的企业算了去年送礼的账，和2012年相比，送礼金额下降了一半。
老张14年前在福建创办了一家服装厂，和大多数办企业的人一样，老张每年都要在人情送礼上花去一大部分钱。按老张的话说，“这是不得不花的钱”。
2012年老张花在这方面的金额将近20万，去年虽然也送出去10万，但老张觉得“有降那就是好事”。
让老张觉得变化的地方是，不再有以检查为名来自己办公室“坐坐喝茶的官员了”。以往遇到这种情况，老张一般要送出去两三千的购物卡，此外每逢过节，他还要去相关单位“泡茶”，有时喝一壶茶都要花去近一万元。
去年老张中秋去“泡茶”，送礼遭到了拒绝，老张担心金额不够对方不要，但后来发现企业也没遇到什么“问题”。
禁令带来的开支节省的另一个表现是吃饭喝酒少了，去年，老张发现官员都不爱去吃喝了，老张说原本他隔十天半月都会主动打电话给他们，约出来“叙叙旧”，但去年一年，老张都没约到人，“他们也说查得严了，就算了。”
老张惊喜这些禁令带来的变化，和同行聊天，他也会说起这些禁令，希望“可以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
（本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