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图/风华秋实
2010年，朴树亮相“怒放”演唱会发布会时，身形和状态曾令不少人惊讶。
参加《名声大震》时的海盗造型和表演，让很多人看到了朴树的另一面。
“每一种植物都很完美，真的，如果让我做一种植物的话，老天爷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去好好地去做它。”活得越来越像一棵植物的朴树说。与从前那个唱着“别做梦，你已二十四岁了”的戾气、自闭少年不同，经历了一场大病后，即将四十岁的他似乎开始懂得如何接受信息、表达自己。
出道17年，发行过两张专辑，若干金曲红到失控，而“抑郁”“不善面对媒体”等标签也一直伴随着朴树。2004年完成了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的宣传后，他的事业线一直不甚连贯。2007年，他搭档刘璇参加湖南卫视的《名声大震》节目，并赢得了第一季冠军，此后再度消失，歌迷只能偶然间发现他给张亚东、许巍等老友做做演出嘉宾。“他到底在干吗？”成为很多人的一大疑问。
这两年，朴树开始陆陆续续地参加了几个大型演出、音乐节。去年底，他携手张悬在上海开启了“树与花”系列演唱会，今年则为管虎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演唱了片尾曲《送别》。一系列举动中，隐约看到他走出来的决心。10月26日，与戴佩妮的北京站“树与花”将在工人体育馆举办，一向不愿直面媒体的朴树接受了新京报的专访。在被允许抽烟后，墨镜背后的他状态开始放松。
■ 这棵树的5种状态
状态1 演出
每次一上台都稀里糊涂的
新京报：去年“树与花”在上海首演，记得当天进行到《且听风吟》时你忘词了，而且后来又重唱了一遍开场曲《别，千万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朴树：那会儿显得特不专业，是吧？
新京报：也不全是。多数艺人遇到失误时会即时弥补或放任之，“重唱一遍”看上去很任性，但对粉丝来说，或许也是加分点。你当时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朴树：有好几次音乐节我都是那样，因为作品被改编了。其实我挺喜欢改编的那版。
每次演出，一上台我都是稀里糊涂的，通常唱完前三首歌人才定下来。尤其是第一首歌，唱的最烂，一切状态都是最烂。所以当天最后决定把第一首再来一遍。
新京报：那再来一遍的效果你满意吗？
朴树：还行，肯定是比之前放松。
新京报：那场“树与花”的模式是你与张悬交替出场、反复三次，张悬几首歌之后，歌迷刚找到状态，台上就换人了。
朴树：我上了，大家就逃掉了，是吗？（笑）
新京报：不是，有人专程为你而去，有人为张悬。只是这种分段对观赏者来说，情绪上很不连贯。
朴树：其实，如果我歌够的话，可能就自己办了（指个人专场）。
新京报：26首歌，也不少了。
朴树：嗯，可惜我的很多作品还是录音室痕迹太重，如果现场呈现，需要动特别大的刀。我现在只能对那些我有能力改编、适合现场的作品再加工，没能力改的先放着。
状态2 排练
吊儿郎当，比在舞台上放松
新京报：这一年里，你有没有新发现哪些歌可以改？
朴树：确实有，但我觉得不说好。
新京报：为什么？让大家有个期待不好吗？
朴树：还是不说了吧，突然的更来劲。
新京报：这次的乐队班底和去年一样吗？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朴树：乐队成员是一样的。最早是朋友推荐的，排排排，中间有几次换人，后来把便利商店乐队的鼓手德恒和吉他手郎磊喊来了。我跟他们做《名声大震》时合作过，特聪明的俩孩子，也倍儿逗。
现在大家越来越默契。到昨天为止，所有的歌都顺下来了，基本问题都解决了，就差熟练了。
新京报：与舞台上的紧张状态相比，你排练时是怎样的？
朴树：比在舞台上肯定放松好多，吊儿郎当那劲儿。可能大家在有些细节上还是会争吵，挺正常的。
新京报：意见不统一的时候，采纳谁的观点？
朴树：肯定是我的呀。但别人的意见我也会听，乐队（排练）就是互相交流。如果谁有一个想法在我意料之外，真的找对了点，就会让我觉得特舒服、给我惊喜。那就是互相舒服着了。
状态3 创作
非常不喜欢没话找话
新京报：时隔九年你都没有新专辑的动静，歌迷则一直被晃点。听说这次你真的准备录新专辑了。
朴树：有时甚至觉得老天爷不让我出唱片，发生好多阴差阳错的事。我有一特别喜欢的作家，叫李海鹏，他有一篇文章叫《命运自有其时间表》（小说《晚来寂静》自序），不是他最好的文章，但我觉得就跟他说的一样。
其实我2011年时想做来着，但没成功。不是说非要十年，用一个特长的时间，死乞白赖做一张好唱片，不是这样。我就是觉得，我用十年才找到了能让我愿意去做唱片的状态和外部条件。
新京报：所以这一次说的是真的？明年吗？
朴树：没发生的事，我不负责后果。但我觉得，应该是时候了。反正我跟（张）亚东预计是明年，这次演唱会完了就开始。
新京报：从太合麦田出来后，你是什么状态？
朴树：2009年合约到期，我就出来了，暂时不想让人管我。也曾想过换一个人合作，后来慢慢打消这个念头。第一，我觉得这家公司在制作上不能给我任何帮助，他们的理念并不好；第二，我需要自己想清楚，如果我还在一家公司的话，肯定会被潜移默化地带着，做很多维持那个地位的事情。
过去，我这个人特别模糊，没那么多是非观，可以这样，也可以不。慢慢地，真的，我发现人得有原则。比如，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当我赢得发言权之后，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做唱片、写歌都是有话要说，如果你没有要表达的，真的，你可以闭嘴。我非常不喜欢没话找话，这对我来说是极度痛苦的事情，但我不反对为生活所迫勤劳致富，不反对别人这样。
新京报：所以，要发新专辑就意味着你有话想说了？
朴树：对，但是现在不能说。
状态4 成长
要身体健康、身心合一
新京报：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在其晚年作品《肩后》中曾说：“精神健康状况欠佳，都是野心造成的。”这种野心未必是想求什么，可能是你说过的那种，感情太充沛、体验型人格。回头看从前的自己，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朴树：非常认同。文艺是一个……怎么说，反正过去我是这么认为：文艺是一个化合产物，里面有特美好的感情，也有欲望、有名利心。我前几年生了场大病，之后便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我也明白，身心是一体的，我一直在不断探索自己的人格、发现心里隐秘的东西——那些我一直忽视、甚至不愿意面对的东西，慢慢发现它、完善我自己。
我过去写东西，那些感情基础很多来自于自我怜悯和自恋、好多小悲伤，如今我好像把那些东西很自然地冲洗掉了。现在我觉得整个人变得越来越自然，音乐也该是这样。
新京报：你之前说过，可能因为年轻时该玩儿的都玩儿过了，才能走到如今的状态。是否愿意讲一下你最疯狂、最折腾的阶段？
朴树：2000年那会儿玩儿得挺疯的，大概混了两年。我混夜店，那时的夜店也比现在要好玩无数倍。那段时期非常想让自己特别堕落、变成一个王八蛋，好像那样才知道生活是什么。现在则完全走到另一边去了。
新京报：是有什么关键性的人或事影响到你发生这种转变吗？
朴树：确实有，但我确实不能说。另外，李海鹏2010年的《佛祖在一号线》对我影响也非常大，这个社会在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有那么多不公平，第一次，我开始不只关注自己了，也开始愿意为别人做点什么。
状态5 偶像
不是我多好，是别人不够好
新京报：你有相当一部分歌迷，这么多年来对你从不过多要求，不会催你快发专辑，只求你好好的就很满足。你是否能感受到这种情感？为什么你的粉丝有如此的黏性？
朴树：我大概知道，但实际上按照我朋友的话说，这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是因为别人做得不好。我觉得我有“真”的那一面，包括我的歌也是那样。
新京报：下月你就四十岁了，所谓“四十不惑”，但你又似乎还有着少年气，现在的困惑对象是否有变化？
朴树：可能是形而上的那部分吧。生活里还好，能接受好多事情，也能允许自己去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这都不是问题。
■ 新启蒙读物
好像从36岁那年开始，我真的变成另一个人了，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2009年，我得了一场大病，西医指标都正常，但中医说法是，整个人身体全乱套了。《身体使用手册》那本书是我的启蒙读物，我突然意识到，从前连自己的身体都不了解，怎么喝一杯水、什么是生病都不了解。顿时发现我对这个世界完全一无所知，那一刹那，那真的很崩溃。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如今我每天就是锻炼，读书，跟狗玩一会儿，三餐一顿不落。可能跟人的交流比较少，但其实我不想做一个封闭的人，就在我最封闭的时候，我都特别清楚，人除了有其不同的社会角色，同时还应该是开放的。自己喜欢自己一点，就会强烈地要求自己往上走、去了解不了解的东西。
■ 树与他们
“啊，我能自己唱吗？”
大概是1996年夏秋相交时，办公室来了一个长发足以遮住眼睛的颓废少年，号称要把自己的作品卖给高晓松。我和晓松本以为他拿了个小样，结果他背了把吉他说：“我给你们弹着唱吧。”是《天上有个花园》和另外一首什么歌。我和晓松对视，异口同声地说：“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他说：“啊，我能自己唱吗？”这个挺黑的少年，就是小朴。
《我去2000年》制作时间相当长，朴树也有非常个性化的想法。起初高晓松做了一版，几近完成时，朴树突然说：“张亚东给我做更合适。”当时麦田音乐还是小公司，我本有些踌躇，但第一次见亚东，他就表达了愿低价甚至免费做这张唱片的想法，还蹭了当时王菲录音的棚。那是我音乐生涯里最艰苦但又最丰富最有意思的一段时光。 口述：宋柯（麦田音乐创始人，现恒大音乐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多次催他做新专辑
朴树是我大学师兄，我们关系一直很好，目睹他从小的创作人成为一个巨星，很为他高兴。自《生如夏花》以来，他九年没出专辑了，这期间我与他聊过很多次，也催过他很多次。好消息是，前些日子，他终于告诉我，自己准备开始录新专辑了。虽然是“准备”，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儿。
我经常把他的那两张专辑拿出来听，《在希望的田野上》《苏珊的红舞鞋》这种可能被多数人忽略掉的作品仍然戳中我心里比较柔软且私密的部分。 口述：王磊（网易音乐高级总监）
有时觉得他像我的孩子
这十年来，朴师傅的任何一场活动及演出我从未有过缺席，这是我第一份职场工作，他也是我陪伴过的唯一艺人。我们感情相当深厚，既是老板与员工，又是兄弟朋友，甚至有些时候，我心里觉得他有点像我的孩子。
筹备这次北京演唱会，其实是我五六年前的一个梦想，当时他完全不同意，觉得时机没有成熟。以前的三四年，朴师傅的状态不太好，不愿意接受采访，也不太愿意演出。现在不那么封闭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一次真的好不容易，我很开心，十年职场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 口述：小建（朴树经纪人）
从不觉得他“低迷”
朴哥是一个生活的聆听者，他似乎身在其中，又游走于之外，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听着，不改变当时的环境，同时收集着生活碎片。有次他找我，说想拍阳光下风掠过树梢的那种状态。我想象的画面是“绿色树阴下，他在细碎阳光阴影处”那种，谁知他说，别，这里面没有我，就是只有树、光影和风，我只是想记录这些就在身边而我们其实都不注意的画面。
我从不觉得朴哥“低迷”，那只是一种生活状态，生怕破坏了原本气息而小心翼翼的状态。就像《生如夏花》的歌词里说的：“我在这里，就在这里。” 口述：董小树（“树与花”演唱会导演）
飙泪之后，成了他同事
朴树给我的印象，最初都是由各种飙泪构成的：第一次在JJ Disco看“红白蓝”演出时就感动到哭死，回家听卡带还是哭；看他获奖也会感动地流泪；参加各种活动被挤得死去活来还是哭；当然现在也哭，哭点是他为什么还不发新专辑……记忆中，第一次成功突出重围给朴树送信，我更是哭得不成人形。
那时朴树传达出的敏感、忧郁形象对于青春期易波动的少年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而正是在这种激烈情绪的鼓舞下，我贸然冲到当时太合麦田副总经理张璐面前说：“我要去上班。”故事的后来，我便有幸与朴树成为了同事。
口述：金澄顺（前太合麦田宣传总监，现英爵文化总经理）
好在他是勇敢的人
朴树是一个有点脆弱又很敏感的人，这两点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注定不会好过，换谁都一样。好在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勇敢地把这种脆弱写成了音乐、写成了故事，告诉了大家。
在我看来，他是个兄长，但多数时候都是以哥们儿的方式与大家交流，甚至于有时会让我觉得，他处理音乐和事情的方式，比我还孩子气。但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歌手最终成就了一个经典，成就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 口述：德恒（朴树乐队鼓手）
采写/新京报记者 古珺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