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烨
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之一。北京人，1965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上海美术学校动画片制作专业，曾担任《天书奇谭》的动画制作，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0年执导了首部电影《周末情人》，之后执导的《苏州河》《紫蝴蝶》《春风沉醉的夜晚》《花》等片，在戛纳、威尼斯、鹿特丹等国际电影节入围参赛或获奖。2012年，新片《浮城谜事》成为其解禁后首部获得拍摄许可的作品。
娄烨上一次走进电影局的大门，是在五年前。当时他以为是探讨影片的修改意见，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道禁拍令。
五年后，娄烨的禁拍期限已至，他带着新片《浮城谜事》（原名《谜》）的剧本再度迈进电影局的大门。这一次，他很高兴，因为修改意见只有四五条，而且意见很中肯。“这个开头我还是很满意的。”娄烨笑了。
拿到拍摄许可证那天，娄烨喝了，但这酒在他肚子里五味杂陈。对于“拍摄许可”，他有万般感触，为此怒过，也沉默过，最终的结果，他成了一个依靠国外资金拍着中国人故事的导演。生活在别处的五年，让他体味到了一种真实的“双重生活”。但他并未因此丧失希望。他依然相信一切将会向着更良性的方向发展，依然坚信创作者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在他的大白天还拉着窗帘、开着台灯的工作室里，娄烨告诉我，现在他很想证明，自己能够拍出一部可以通过的“地上电影”，而且他希望可以在平等、透明的基础上，实现不会破裂、不会中断的对话。
郝蕾
秦昊
五年 新片表心路，经济上“能活”
新京报：这五年来，你在创作上有什么感受？
娄烨：这五年我基本上干了我想干的事，想拍的电影都拍了，很满足。也没有人对你说“你把那段剪了吧”，所以还是很愉快的，从创作上来说也比较幸运。
新京报：2009年《春风沉醉的夜晚》在戛纳参赛时，你曾说希望早点解禁。这是在向有关部门示好，还是自己的一种真实的心声？
娄烨：我不是在示好，因为《苏州河》就是提前解禁的。不过在发布会上说这些，是因为我怕大家的问题都聚焦在被禁的话题上，所以不如干脆先说。这是一个电影节，所以还是关注电影本身好一点，而且我也不希望有一个头衔搁在那儿（指“禁拍导演”），挺没意思的。
新京报：这五年你电影的投资都来自海外资金，融资对你来说困难吗？
娄烨：肯定是会有问题，都需要一个过程。但通过融资的片子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表面上是你在找钱，实际上也是在测试你的计划，你能获得融资，实际上已获得了一部分市场和行业的认定，这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另一方面，艺术片的资金需求也不是特别大。
新京报：这五年中国影坛发生了很大改变，你关注吗？
娄烨：有时候关注，不过我看国内的新片比较少。现在有点儿一窝蜂，不过这也很正常，就像“文革”时期提倡样板戏，现在商业大片的推广有点像样板戏。既然有这么多电影院，为什么不让更多电影放到电影院，而只是用一两种商业片来充斥市场？为什么不给本地电影导演更大的自由，让他们拍不一样的电影来对抗境外电影的进入？
试着从观众到创作者到电影局都慢慢习惯，让不同的电影同时存在，这是一个科学的和未来的格局。
新京报：在《浮城谜事》的发布会上，你说自己被禁五年的心路历程都放在这部片子里了，怎么理解呢？
娄烨：把自己的感受和处境放到自己的片子里是作者电影的一个特性，我当然不是说片子里很直白地表现，但你会看到这些联系。
新京报：你这五年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娄烨：能活。
解冻 拿到拍摄许可证那天，喝了
新京报：因《浮城谜事》再度走进电影局的大门，那一刻你是怎样的心情？
娄烨：上次走进这个大门还是去接受禁拍令。当时我并不知道是要宣读禁拍令，还以为是讨论怎么解决《颐和园》的问题，这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这次就是抱着尽量争取的态度。
新京报：这次对剧本的审查意见改得多吗？
娄烨：不多，就四五条，而且我觉得他们提出的意见还是很认真、中肯的。我很高兴，这个开头我还是很满意的。我希望后面的影片审查也能有一个很好的对话，哪怕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对话，我也希望这种对话是公开透明的。
新京报：拿到拍摄许可证那天，你喝了吗？
娄烨：喝了（笑）。拍出来的片子如果很快能通过，我会更高兴。以前总是会收到各种修改意见，这次一看才要求改四五条，我就说太好了，太好了（笑）。
新京报：你曾为王小帅导演的《日照重庆》写过一篇影评《希望日照重庆》，里面表达了你对王小帅作出的妥协感到的无奈。你觉得《浮城谜事》是在妥协吗？
娄烨：所以我写给小帅写的标题叫做《希望日照重庆》，我觉得他原来拍的要比现在这个好。我天天都在妥协，妥协可能是让步或者是混合决定，有对话就会有妥协，而且两边都会有妥协。我不认为做地上电影就是一种妥协，2003年是独立电影特别活跃的时候，我却在做地上电影《紫蝴蝶》，我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一个有厂标的电影。
我觉得不存在“妥协”，这是一种对话，但如果对话双方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这个对话就有可能会破裂、会中断。目前状况下，我是尽可能的按照影检的方式来工作，但是有一个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尽量找到一个方法拍出自己的电影。
新京报：这部片子的融资顺利吗？毕竟是你五年来第一次在国内获得拍摄许可的影片。
娄烨：跟以前一样，正常的融资过程。比较顺利，现在也有很多公司都表示希望合作。
理念 性和死亡是真实生活的参照点
新京报：第六代导演基本是从独立电影开始，在你看来，这是环境的局限还是个人意识所致？
娄烨：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意识，跟很多电影工作者一样，因为喜欢电影而去考电影学院。但那时一个导演系毕业生想拍电影，就必须去一个电影制片厂，做三部戏的场记、五部戏的副导演，再拍两部联合导演后，才能有资格去独立做导演。对我们这批人来说，要等这么漫长的时间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只能自己做。我们这届实际上是拍摄短片数量最多的，无意之中也为后面十几年的独立电影发展做了很好的准备。
新京报：为什么性和死亡会成为你作品里的两大主要表现元素？
娄烨：我从没想过要刻意涉及这两个元素，但生活里就是有性和死亡，脱不开。从影片和故事来说，这两个元素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从这个点上去看待和评价各种事情，会让你有很多新的感受。很多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个点上来看，也就变得不重要了。这很有意思。
新京报：但是表现性的场面是有尺度的，为什么还要坚持？
娄烨：影片涉及性是很重要的，这也是衡量技术和艺术、电影业的水准，你的摄影机能否坦诚地、真实地纪录这个过程，或是说进行细致的情感交流，参照出你怎么面对实际生活状况、敢不敢真实呈现你身边人或事的状况。如果一个人都不敢面对性爱的话，我很怀疑他的摄影机是否能拍到真的东西，是不是在躲藏，还是想隐藏什么。当然，并不是每部片子都要有性，这我同意，但有些片子必须要有，比如《颐和园》就必须要有。
新京报：有没有你不敢在镜头前表达的东西？
娄烨：我害怕拍照。我了解摄影机，它能让你所有的秘密都不存在了。作为一个作者导演，你就得接受在观众面前裸露自己，哪怕你的一点胆怯，都能被读到，是很难把自己躲藏起来的，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老实点，别装。
影响 双重生活对人性损害特别大
新京报：有句话不知你是否认同，“被禁五年”局限了你，但同时也成就了你。
娄烨：那就说明体制有内和外的格局，你可以选择躲得远远的，去做你喜欢的事，但它也造成了你的双重生活，长期生活在双重生活里的话，是很要命的。
《浮城谜事》有一个部分的设计就是双重生活，对个体的、人性的一个伤害。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背景，但是它存在在那儿，所谓表面一套背面一套，这都是双重生活的产物，如果这是普遍现象，将是对人性特别大的损害。
造成这种状况，我们都逃离不了干系，是所有人造成了这种格局。
新京报：即便浮出水面，这种双重生活也会在你身上延续下去吗？
娄烨：对。因为它不是一两天产生的，所以它也不能用一两天就解决了。当然真实的双重生活，要比虚拟的双重生活又好一点。
新京报：跟你有过类似处境的导演，如贾樟柯、姜文，在浮出水面之后都比较高调地积极参与很多活动，你也会这样做吗？那天在《浮城谜事》出席记者会时，你话很少，我看得出你想躲，想赶紧结束。
娄烨：我主要是不适应（笑）。其实我不太会做这些，也不太喜欢，我觉得影片完成之后，接受采访是导演为影片所做的最后的工作，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去做。但是离电影远的事，我就不愿意去做了，这跟电影没多大关系。
新京报：现在很多导演都在拍大片赚钱，包括解禁后的导演。你需要这样的证明吗？
娄烨：我没时间证明，我觉得有好多比证明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做。我现在想证明的是，我能拍一部地上电影、能通过目前审查的电影，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试试看。
■ 导演解读
关于选角
演员必须和角色有特别多的共同点，这样他工作的时候不是假装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两个人可以真心地对话。这些演员在我看来都特别有魅力，各种魅力。郝蕾比拍《颐和园》时一定有变化，但她还是和那时候一样有自己的观点、个性，有自己的麻烦和想不通的事，《浮城谜事》的这个角色和她现在生活的状况非常接近。秦昊也是，这个角色和他现在的生活状况是特别能够对话的。
关于风格
作为一个作者导演，我认为作者电影已经超越了风格或是单一风格的界定，它所表达的就是作者的观点。在学校时看过很多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进口片，对我影响很大，山田洋次、野村芳太郎那类社会派的导演，我非常喜欢。第五代导演的一些作品对我也有很大的触动，比如《黄土地》的绘画性是很有震撼性的，《一个和八个》是很不一样的。但我认为这些只是电影的一种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标准。
关于票房
中国市场现在有特别大的发展，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如果以票房回收多少作为唯一标准的话，很多商业行为会更宏大，可这就不是电影业了。电影业的特殊性就在于，资金回收的同时，还要有品位和价值观的传达，否则卖电影还不如卖衣服，因为服装还有点儿设计性。
采写/本报记者 孙琳琳 实习生 文逸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