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贝克特、克洛德·西蒙、阿兰·罗伯－格里耶、让·艾什诺兹……法国午夜出版社群星灿烂，而在灿烂群星的背后，不过是一座老房子，十来个员工，还有简洁得不能再简洁的封面设计———这是午夜的风格、先锋的姿态，也是午夜出版社的中国版———“午夜文丛”的追求。从1999年引进《植物园》开始，“午夜文丛”成了法国当代文学的堡垒。这堡垒是艰涩的，也是小众的，但在另一端，“午夜文丛”带来的，则是对语言的突破，对形式的探索，还有对文学本身的坚持。最近，“午夜文丛”再出发，罗伯-格里耶的18卷集之外，贝克特、图森、艾什诺兹等作家的文集也陆续启动，这当然不仅仅是一场小众行为艺术，同样是对当下阅读潮流的一种挑战。
让·艾什诺兹
【兰东更喜欢让作家独自面对自我，实际上是激励他】
“一切开始于下雪的一天，巴黎花街，1979年1月9日。我写了一部小说，那是第一部，我不知道那是第一部，我不清楚自己还会不会写别的。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写了一部小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出版者，那就太棒了。”
翻开70页的一本小书《热罗姆·兰东》，这是让·艾什诺兹写下的第一句话。尽管2010年4月，这本书才作为午夜文丛中的一本在中国出版，但是关于作家和传主的故事，的确要从1979年开始讲起。
在这之前的一年，也就是1978年，31岁的艾什诺兹像大多数尚未发表过作品，也不知文学之路在何方只是怀抱一部作品四处乱闯的文学爱好者一样，四处碰壁。他把刚写好的手稿寄给法国各大出版社，均遭拒绝，心灰意冷的他最后才想到把手稿寄给午夜出版社，之所以把午夜出版社放在最后，是因为艾什诺兹觉得这里“太严肃，太严厉，太严格了。”结果，两天后，他收到了兰东的出版合同。
“您说不定能换部汽车呢！”签下艾什诺兹这本《格林威治子午线》时，兰东是这样鼓励他的。艾什诺兹有没有去买汽车并没有留下资料可以考证，但是这本书的出版让他获得了费雷翁奖。
但是他和兰东之间的故事却并非发展得那么顺利，兰东紧接着先是否定了他花两年时间写就的一部新小说，并禁止艾什诺兹将新作转投给其他出版社。同时被否定的还有艾什诺兹下一部作品的构思，“作为计划，在我看来对您太难了，但是算了。”最后，兰东甚至对他说，“您不再是午夜出版社的一分子了”。
此后，他们有两年半的时间没有再见面也没有通上电话，虽然兰东几次在电话留言里询问艾什诺兹的写作状况，但后者坚持不作回应。直到有一天，他完成了《切罗基》，并把这部作品拿到兰东面前。温暖的兰东又回来了，美第奇奖也来了，艾什诺兹甚至还在颁奖典礼上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贝克特。
故事这样下去就一帆风顺了？不，那就太简单了。
1990年，艾什诺兹又交给了兰东一本他和几个作家的合集，此时的他早已不再是无名小卒，而且再过9年，龚古尔奖会叩响他的大门。也就是说，他如今已经有名望到绝大多数出版社会因为是有着他名字的作品，便会出版。兰东看完书稿脸上无动于衷，但依旧递了一份合同给艾什诺兹。艾什诺兹打电话问兰东到底是什么意思，兰东直言“您的东西太糟了，对您来说太糟了，我之所以出版它只是为了不让别的出版社出版。”
到底什么样才是优秀的出版人，或许兰东真的是个榜样。让·克洛德·勒布伦曾在《人道报》上说，“兰东更喜欢让作家独自面对自我，实际上是激励他，只是为了让他拥有受过磨练的性格，以对自己的写作作出准确的判断”。
自那本合集之后，艾什诺兹与兰东倒是合作一直都很愉快，唯有最大的争执是关于逗号。“几乎每一次，都是关于逗号的问题，这是我们之间唯一重要的美学分歧。热罗姆·兰东赞同，只要可能，就借用逗号来对句子做指示性间隔，而我坚持只要可能，最好省掉逗号，句子内部的节奏应该不需要借用逗号而能够自我支撑。”
而艾什诺兹终于自愿改变初衷不再坚持，尽可能多的使用逗号却是在他“自由”之后。是的，在写《热罗姆·兰东》这本书的时候，兰东已经不会再和他争论这个美学分歧了。在这本小书的结尾，艾什诺兹写道，“一切停止于一个灰暗的上午，在特鲁维尔的一条大街，2001年4月12日星期四。我正和佛罗伦斯购物，这时我口袋里的电话响了。是伊莱娜，她告诉我热罗姆星期一去世了，这天早上下葬了。”
热罗姆·兰东
【小说不再是叙述一场冒险经历，而是一场叙述的冒险经历】
在巴黎六区贝尔纳巴里西街有一座古老的房子，顺着一个向上的、狭窄的楼梯可以通往一个普通的阁楼，这里就是午夜出版社的办公地点。
1941年，维尔高尔创立这家出版社的时候，热罗姆·兰东还只是个16岁的青年。二战后，20岁的兰东复员回到法国，进入午夜出版社。后来就像人们知道的那样，兰东彻底变成了这家出版社的负责人。起初他像别的出版社通常做的那样，想方设法出一些已经成名的作家作品，希望以此让出版社过上平稳的日子。这种情况的改变直到1950年，有位名叫苏珊娜·贝克特的太太，拿着自己丈夫写的已经屡遭拒绝的三部手稿出现在他面前。
“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知道我也许会成为一名出版家。”兰东后来强调说，“我想说的是一名真正的出版家……从第一行起，这篇作品惊人的美丽就令人折服。”他说的是贝克特的《莫洛伊》，他读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不通居然有人拒绝出版它，同时庆幸它来到自己的手中。
1950年底，25岁的兰东在地铁里读了贝克特《莫洛伊》一书的手稿时，贝克特已经连续碰壁至少五次。他想不到兰东慷慨地支付了自己25000法郎，然后贝克特回家，脸色阴沉。苏珊娜以为他对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出版合同感到失望，但是贝克特却开口说：“这个年轻人十分友好，但我想，他会因为我而破产的！”事实上，贝克特说得没多大错，此时的兰东的确处于破产边缘，用罗伯-格里耶的话说，“他想在申报破产前，把这本被法国、英国出版商拒绝的书出了。”如果把这当做一次赌注的话，那么兰东显然赌赢了。19年后，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最好的证明。
一下子出版了三部作品中的两部(其中《无名者》则在1953年出版)，贝克特的艰难境遇得到了改变，而出版贝克特的作品，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午夜出版社的方向和兰东的命运。兰东在当时应该没想到，这个举动直接促使了一批叫做“法国新小说”的作品出炉。而从出版贝克特作品的那年开始，午夜出版社的图书装帧就一直保持了一种平实无华的风格，封面上唯一的装饰物只有一个蓝色的边框和出版社的标识(一颗星星和一个字母M)，如今这当然已经成了午夜出版社的一张品牌名片。
“新小说”的称呼其实是一个名叫埃米尔·昂利奥的文学批评家当时企图嘲讽这类作品而想出的冠名，这是一类什么样的小说呢？他们颠覆了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小说形式，“小说不再是叙述一场冒险经历，而是一场叙述的冒险经历。”这是让·里加杜说的。
许多在其他出版社受到冷落的作家，带着他们的作品加入进来。有克洛德·西蒙的《风》、《草》，米歇尔·布托尔的《变》、《保留节目》，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罗贝尔·潘热的《巴加》、《虚构和死亡的文字》、《手柄》，娜塔丽·萨洛特的《向性》、《无名氏肖像》、《马特洛》、《行星仪》等。
而像萨洛特的《向性》与《无名氏肖像》，都是之前在别的出版社出版后默默无闻，而经过午夜出版社的包装再推出后，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而随着贝克特和西蒙分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新小说”的影响达到了巅峰。这种影响自然也蔓延到了别的国家，欧洲，美国，当然还有中国。
热罗姆·兰东会知道吗？在他2001年4月9日去世时，在中国有个叫陈侗的男人，写了一篇名为《一个斗士离我们而去》的文章以示怀念。“不过，我只呆一会儿，真的只呆一小会儿。我只喝一杯，然后，我就走。”陈侗把这句艾什诺兹在《我走了》里的话送给兰东，希望他听得到。
陈侗
【传真机就放在家里，半夜听到它响，我知道这一定是罗伯－格里耶发来的】
“我不知艾什诺兹是否带着这句话参加了兰东的葬礼，但我们已经看到，兰东真的只是在新的世纪呆了一小会儿。他走了，剩下的事情留给了我们。”这是陈侗怀念兰东文章里的最后一句话。
其实陈侗挺幸运的，他见过兰东这位如此特别如此难得的出版人。1998年他在法国与兰东见了第一面，这之后他们还陆续见过几次，都是在午夜出版社的办公室。这当然跟他促成午夜出版社的书来到中国有关。
1984年，陈侗还是个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不到一年的小伙子，同学张卫是现代派文学的狂热爱好者，比他早一年到这里。他们那时总是靠在走廊的窗边谈西方文学，“在大学里我虽有接触现代派艺术，但对于现代派文学一无所知。所以当然是张卫在谈，我只是听。后来少儿图书馆处理一批书，我在里面挑了几本，其中就有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1979年的内部发行版。我读了，有一种‘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的感觉。”《窥视者》之后，陈侗又在小县城的新华书店买到了《橡皮》，1981年的版本，印刷量是150000册。
起初陈侗并没有把午夜出版社的书直接做成“午夜文丛”，1997年之前，他零星买了罗伯－格里耶和图森的一共4本书，并且都在1996年之前出版，放在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实验艺术丛书”里。“说实话，在美术出版社出版文学作品不是很合适，至少上架就有问题。当时我又真的很想出版文学书，就想到跟湖南文艺出版社合作。”于是在图森的书出版前，陈侗带了清样到长沙找到了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唐明，这才有了“午夜文丛”。
唐明和陈侗早在1984年就相识了，那会儿唐明是个高中生，他记得陈侗是个很前卫学美术的人。这样过了十几年，唐明跑去看陈侗开的书店，在里面发现了几本“新小说”，唐明看了以后很喜欢。
他们合作的第一本“午夜文丛”是1999年出版的《植物园》，当时出版社方面也就是尝试，不知道出版这样的小众读物销路如何，会不会亏钱。“陈侗是把它当做了一种事业，非常专注的在做，有时候也会自己出资分担一些费用，帮助出版社减轻一些负担。”唐明说自己那会儿是有信心，毕竟这里面好多小说得过诺贝尔奖，是有来头的。
但“午夜文丛”在中国，一直都销售平平，第一本《植物园》首印售罄，后来的《等待戈多》也一度脱销。“午夜文丛”陆陆续续出着，有名的小说就卖得很好，但是不太出名的小说，如果读起来又晦涩比如《工厂出口》，销售境况就不太乐观。唐明承认，中间一度有比较困难的时期。不过陈侗说，谈不上亏太多钱，有时他会争取一些来自法国的赞助，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是品牌效应。不过早期的这批书，无论出版社仓库还是书店，现在都已经没货了，在网络上，《植物园》更是已经炒到200元1本。
事实上，在开始出版“午夜文丛”的10年时间里，陈侗的出版速度绝对不算快，10年里也就出了20本。唐明说，这是因为陈侗对译者要求非常高，每个译者陈侗都要亲自沟通，要看对方对作家的理解是否准确。
幸好他们至少有个译者是余中先，1993年余中先留学归国，看到了《重现的镜子》译本，余中先认为文中的一些翻译不太准确，就与陈侗进行了交流，陈侗就势邀请余中先加入格里耶的作品翻译。
陈侗还讲了个传真机的故事，在翻译罗伯－格里耶“传奇故事”三部曲中，就有一些注释是作家用传真回答的，“当年我还没有工作室，传真机就放在家里，半夜听到它响，我知道这一定是罗伯－格里耶发来的，果然就是那些问题。虽然是传真纸，现在它也变得很珍贵了。”陈侗当然指的是格里耶已经离世这件事。
再出发
【他走了，剩下的事情留给了我们。】
时钟指向2011年，距离让·艾什诺兹第一本小说的出版已经32年，距离贝克特当年担心兰东破产已经61年，距离第一本“午夜文丛”在中国出版也已经过了13年。陈侗和唐明当然也少不了余中先这样的译者协助，再度一下子推出19本单行本的“午夜文丛”，我们说这是“再出发”，是可以的吧。
这19本书中，完全是新翻译过来的小说是三本，其他的以前以合集形式出版过。其中有薄有厚，最薄的只卖几块钱。这19本书是仿照法国原版样子做的，极简风格，封面都用的二十手稿图案。
陈侗自己并不在乎是不是“再出发”，在他看来，丛书的出版从来没停止过。“现在一下子出版这么多，原因应该是去年10月我们做了一个‘罗伯-格里耶与艺术’的活动，当时想一次性推出18种作品，但是有些出版手续没有办完，所以就推到了今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社领导重新重视起丛书的出版，我也受到鼓舞，重新做了一些规划，包括今年内再推出贝克特全集（加上了英文作品）、图森和艾什诺兹的作品集，这些，基本上都是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
“新小说”的确不好读，余中先就说读者得做好心理准备，“它的新就在于，它需要读者主动的参与进去，主动的思考。它的叙事也许是不完全的，作者也并没有把所有的细节都想到，他只是有一个粗的东西，顺着往下写。如果读者能主动的参与进去的话，会是一种新的阅读体验。”但他也说，不管是哪国作者，在人类的共性上都是相通的，比如爱美，比如追求真理。
陈侗还记得自己和兰东传真最频密是为了《贝克特选集》，因为篇目很复杂，同一本原著中有些午夜并不拥有版权，所以要剔除出来。“兰东做事很严谨，但也有出错的时候，比方说有一次他把‘让·菲利普·图森’写成了“弗朗索瓦·图森”。兰东很照顾我，遇到别的中国买家谈某部作品的版权，他总是先问我要不要。”
如今，兰东去世已经10周年，午夜出版社已经由他的女儿伊莲娜·兰东接管。而就像陈侗10年前在悼文里说的“他走了，剩下的事情留给了我们。”
按照陈侗的规划，“午夜文丛”下半年还将推出20本左右。故事果然还在继续，不是吗？
【午夜的路】
1941年：维尔高尔在巴黎成立午夜出版社。
1942年：第一本书《海的沉默》（Le Silence de la mer）出版。
1945年：热罗姆·兰东进入午夜出版社。
1948年：热罗姆·兰东接手午夜出版社。
1950年：午夜出版社签下了萨缪尔·贝克特的三部手稿。（“新小说”的开始）
1953年：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出版。
1958年：克洛德·西蒙的《草》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出版。
1960年：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出版。
1967年：克洛德·西蒙的《故事》出版。
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出版。
1999年：“午夜文丛”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专门引进法国午夜出版社的作品。第一本书为西蒙的《植物园》。
2001年：热罗姆·兰东去世。
2006年：“午夜文丛”推出贝克特五卷集。
2009年：“午夜文丛”推出图森作品《齐达内的忧郁》。
2010年：“午夜文丛”推出艾什诺兹回忆性短章《热罗姆·兰东》
2011年：“午夜文丛”再出发，推出罗伯-格里耶18卷集。12年间共出版图书38种。
C08-C09版采写 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修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