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官网消息，北京开出了生活垃圾分类执法处罚第一单：丰台区物美超市大成路店存在生活垃圾混投混放问题，被立案调查并罚款9000元。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北京全面实施。
关于垃圾分类，上一次大范围的公众讨论集中于上海市垃圾分类的推进与实施。随着去年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我们正式进入了垃圾分类的“强制时代”。强制垃圾分类的新政的推进过程也遭遇了一些阻力，其中有一种声音在互联网上颇有市场：垃圾分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不方便了”。在上海推行垃圾分类新政时，网上就曾流传一个有关如何处理没喝完的珍珠奶茶的段子，不少人据此调侃，按照垃圾分类复杂的标准，不敢再喝珍珠奶茶。
在当今社会，垃圾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东西，提起它，我们似乎只会联想到肮脏、臭气熏天等字眼，我们希望它们尽可能不要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之中。但实际上，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与想象自身与“垃圾”的关系。那些平时隐身在暗处的拾荒者，他们的真实面目如何，又承受着怎样的污名化？动员公众参与垃圾治理的关键在哪里？人文学科能够为垃圾处理贡献怎样的思考与启发？这些问题，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废品生活》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答，我们也借着新书出版的契机，专访了本书作者之一张劼颖，与她聊了聊当代人与“垃圾”的关系。
采写｜刘亚光
实际上，人类与垃圾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段密切相处的历史。卡特琳·德·西尔吉在《人类与垃圾的历史》一书中介绍，在中世纪，人类曾经用施肥、掩埋、饲养动物等形式让大自然承担销毁生活废料的主要任务。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垃圾逐渐不再能被自然消纳，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先辈都是和垃圾朝夕相处，生活在垃圾蔓延的城市中，直至十九世纪，专职城市卫生人员的出现和巴黎行政长官普拜勒出台新的处理垃圾方案，垃圾才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慢慢被一整套越来越发达的城市排泄系统所消化。而随着这些包括回收在内的各类系统的完善，垃圾也有了再利用的价值，与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更加密切的关联。
可以说，正是这套逐步建立的现代城市垃圾管理系统，让我们的城市保持整洁，同时让垃圾逐步从我们的生活中隐退，成为不值得我们关注的边缘物。而在这个系统中，除了政府的正式处理体系，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垃圾的非正式回收领域。这个领域承担了更多最初的垃圾分拣工作，而拾荒和废品回收者，就是位于这个产业链底层的庞大人群。虽然他们的工作对于城市垃圾管理系统的运转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和他们每天打交道的垃圾一样，这个人群不仅大多聚居在城市的边缘，常常也被人们忽略，甚至长期以来都背负着歧视与污名。
垃圾以及与垃圾打交道的拾荒者的真实面目具体是怎样的？2007年，还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的张劼颖和几位同学组成调查小组，走进了北京城乡接合部的冷水村——一个拾荒者和收废品人的聚居地，试着去接触真实的垃圾与拾荒者的世界。2008年底，她开始与另一名研究者胡嘉明合作跟踪调研，直至2011年。基于这个调查，张劼颖完成了在北京大学的硕士论文，并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胡嘉明则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两人于2012和2013年重返冷水村回访调查，将多年的调查成果写成《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一书，今年1月，该书的简体中文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胡嘉明、张劼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1月
书中，两位研究者通过10个真实的故事，呈现了拾荒者们真实生活的丰富图景。通过书中的描述，这个为我们所忽视的、“面目模糊”的群体的形象渐渐变得清晰：他们的生活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常年居住在城市的边陲，很少进城消费，忍受着四周恶臭的空气，起早贪黑地在垃圾中翻捡，常常被混杂在各类废弃物中的尖锐物划伤；他们也“身怀绝技”，能够在“一团乱麻”的垃圾中分类出所有有利用价值的物品，小到一个罐头瓶，金属瓶盖会被拧下来单独存放，玻璃会被打碎装进另一个大口袋，诸如水泥袋、蛇皮口袋等都会分门别类捆扎。他们有着深藏内心的自尊与苦衷：因为普遍存在的污名与歧视，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碰垃圾，希望下一代不要和自己从事一样的工作；他们也有着和每个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的小确幸：许多人通过自己的勤劳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在老家添置了漂亮的新房。
在呈现真实的故事之上，作为一份人类学的学术研究，《废品生活》也触及了许多重要的社会议题，这些议题也成为了两位研究者日后许多研究的起点。张劼颖如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废品生活》之后，她从拾荒者群体研究出发，继续关注着与垃圾治理有关的宏观议题，并积极地介入到相关知识的科普工作中，曾在“一席”等公众平台进行演讲。近日，张劼颖接受了新京报书评周刊的采访，围绕《废品生活》，分享了她对与垃圾相关的许多学术与公共议题的看法。
采访中，张劼颖认为，垃圾问题是一个结构化的问题。在现代化的浪潮下，与消费文化相勾连的“丢弃文化”深刻影响着垃圾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使得垃圾和与它打交道的拾荒者、清洁工人等都处于一种被边缘化、被歧视的境遇中，也直接影响了许多垃圾治理政策的实施。她认为，我们应该通过人文社科的研究、纪录片、媒体报道等形式，呈现垃圾完整的“生命图景”，让公众形成对垃圾更为完整的认知，“重新想象我们和垃圾的关系”，让公众更自觉地加入到社会的垃圾治理中来。
图为张劼颖在研究中和拾荒家庭在一起。
1
拾荒者具有不可替代性：
新冠疫情不会使其消亡
新京报：你为什么想要研究垃圾和拾荒者？
张劼颖：我在最新的简体中文版出来的时候写过一个新的序言，里面提到，垃圾虽然看似不起眼，但它已经成了人类社会中十分显著的问题，比如许多城市都面临着“垃圾围城”的局面。与垃圾有关的问题很重要，但因为大多数普通人只是把注意力放在手头使用的东西上，当这些东西被用完丢掉后，我们大多就不再关心它们之后会引发的问题。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鼓励消费的文化相关，我们对当下的消费热情会高于对消费完之后废品的关注。可对于一个社会学学者来说，我们会有一种敏感，就是发现许多“常识之外”的问题。这种学科训练出来的好奇让我去追问：这些垃圾被丢弃之后去了哪里？和垃圾打交道的人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生活的境遇又是怎样的？
新京报：拾荒者作为你这本书中研究和描绘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总体上有着怎样的特征？
张劼颖：拾荒者们大多是城乡移民，可以说是一种“非正式经济”门类中的劳动者，具有某种自雇性质，工作具有高度灵活性，但同时也无法享受任何体制化的福利保障。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整个城市的政策、治理状况息息相关，比如像北京在城市功能转型的过程中，关停了一些回收市场，可能导致这个群体的萎缩；又比如说当垃圾分类这样的政策出台，更多的正式回收公司进驻城市的时候，也可能会对他们的生存空间产生挤压。
新京报：此次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许多地方出台了限制甚至禁止拾荒行为的文件。也有很多人议论，此次疫情是否可能成为拾荒者快速减少的一个转折点。你觉得新冠疫情对这个群体有哪些影响？在未来，这个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之中的群体可能彻底消亡吗？
张劼颖：由于我们对疫情的防控首先是控制空间上的“流动”，那么作为一个高度流动的群体，拾荒者肯定是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的。但我不认为这个群体以后会快速减少直至消失掉，从客观上看，他们执行着某种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我们的研究就发现，最原生的垃圾都是相当零碎混乱的，他们通过判断、分拣、处理、积累，积少成多，垃圾才能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材料。这些做法非常细微又高度灵活，包含大量的劳动。这是正规的回收工厂暂时无法实现的。同时，从历史上看，这个群体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在面对一个不利的政策时候，他们很可能暂时离开这个行业，但是等到有了合适的时机，还会继续回来从事这个行业。
《人类与垃圾的历史》卡特琳·德·西尔吉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年5月
2
高风险与不稳定：
“非正式经济”劳动者虚幻的“自由”
新京报：在书中你引用了学者黄宗智的“非正式经济”概念，认为拾荒者是比较典型的“非正式经济”领域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有着怎样的特点？
张劼颖：最明显的特点当然是他们并未处在一个正式的雇佣关系中。那么他们为什么愿意选择这样看上去很不稳定的工作呢？他们觉得每天挣的钱就全归自己，自己可以直接拿到手上。这跟建筑工等职业有很大不同。我们知道以前发生过很多起农民工欠薪的事件，但是拾荒本身，似乎就不存在欠薪的问题。对于这些在就业市场上相对弱势的群体，选择从事这样一种工作，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选择。
这种非正式就业对拾荒者们的吸引力可能还在于，他们的生活安排可以相对自由。如果是在正式的工厂里工作，他们可能会住在集体宿舍，大概率需要和家人分离，但是从事拾荒的工作，往往他们可以一家人一起做，尽可能地留在家人身边，孩子也不必变成留守儿童，我书里也提到很多拾荒者都是把孩子带在身边。最后一个特点就是高度的灵活性，这不仅体现在之前讲到的空间上的灵活性，还有时间上的灵活性，他们可以选择随时进入和退出这个行业。可能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夫妻两个人一起来拾荒，行情不好的时候一个人从事拾荒，另一个人去干别的工作。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提到的这种拾荒行业的“灵活性”，其实也出现在书中访谈到的许多拾荒者口中，他们很多人觉得选择这份职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由”。但是我也观察到你在书中也表现出对这种“自由”的疑虑，我们该怎么理解拾荒者口中的这种“自由”？
张劼颖：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本书脱胎于我的硕士论文，当时研究的大主题其实就是“自由是什么”。其实当我呈现出拾荒者们对他们从事的行业“很自由”的评价时，确实担心过这是不是在过度美化这个其实非常艰辛的行业。表面上看，他们的工作是非常自由，但这种自由其实是非常“消极”的。首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积极的基本权利，比如在大城市的留居权，他们很容易随着城市治理的变化而被驱赶。其次是他们看似有着工作上的高度灵活性，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能否支撑起一家人的生计几乎完全依靠自己，所以他们的工作强度非常大，一旦风险来临，常常处于朝不保夕的担忧中。
这个群体也承担着非常严重的社会污名，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普遍歧视，其实让他们常常感觉到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研究的最一开始非常难以接近他们，他们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对我们这些外来人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害怕我是记者会曝光他们，然后他们就得被迫离开。许多的拾荒者们来了北京十几二十年，北京城内几乎哪都没有去过，只是躲在他们聚居的城乡接合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空间自由”也是非常虚幻的。
新京报：拾荒者们长期处在这种高度的生活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当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措施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好的保障，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现状？
张劼颖：这要取决于不同城市和不同的社区的具体情况。不过总体上，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社会各界正确地认识这个群体，肯认他们在整个垃圾分类体制中的贡献。只有有了这个观念的转变，才能更主动地让他们加入到整个社会的垃圾治理体系当中。
3
消费主义驱动下的“丢弃文化”：
垃圾与拾荒者的污名化
新京报：这其实也说明，目前社会中广泛存在一种对拾荒者的污名。你在书中也提到，废品回收，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民国时期，这是每一个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主动搜集废品甚至曾被看作是为国家工业做贡献的光荣的象征。那么当前的这种对拾荒者的污名，除了一些客观的因素之外，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张劼颖：我觉得这种污名有几个层次。首先是一种基于城乡二元划分所建立起来的污名，这其实也出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污名中。因为这个群体是“打工者”，是城市的“外来者”，是“流动”的，所以往往被视作具有一定的陌生性和危险性。其次就是在消费文化的大环境下，我们被培养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喜新厌旧”。我们越来越追求生活的精致、整洁、光鲜亮丽，越来越难以忍受废弃的、不整洁的东西。我最近做的一个有关清洁工人的研究就发现，在一个高档写字楼里，清洁工人经常会因为没有及时地清扫垃圾遭到投诉，但是当他们把垃圾转运出楼，乘坐电梯的时候，又会有许多人希望避开他们。我们似乎希望垃圾是不存在我们的视野中的，清理垃圾的人也因此是被我们排除在“正常的生活”之外的。但是就像《捡垃圾的人类学家》这本书当中所述，“如果你很幸运，可以一辈子不需要呼叫警察，可以一辈子不呼叫消防员，但你每一天都需要环卫工”。清洁工人也背负着污名，但是对于维系整个城市的卫生运转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
《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罗宾·内葛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新京报：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当下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助长了这种对拾荒者的污名，也影响了我们对垃圾的看法？在这种污名化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有哪些帮助拾荒者去污名化的办法？
张劼颖：我个人一直认为，有关垃圾和环保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个人的行为是嵌入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的。当我们在谈到现代社会的垃圾问题时，很多时候都有种把结构问题个人化的倾向。我承认消费者是有能动性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但是即使我们每个人都做到环保，如果整个社会的产业是鼓励丢弃的，那么我们生活中的废品和垃圾生产的速度一定还是会越来越快的。为了刺激购买，前端的制造商会生产一些包装复杂、不耐用的商品。很多时候普通消费者没有选择，比如手机生产都预设了它一定会快速地更新换代，鼓励甚至是胁迫着消费者不断跟随潮流。如果不频繁更换，很多功能可能就没法用。
美国学者Susan Strasser曾经在《废物与需要：垃圾的社会历史》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目前习以为常的“垃圾”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范畴。在很久以前的农业社会，废旧物品都会被尽可能地再造和利用，曾经对旧物的改造和再利用的技能是一种家庭必备的技能。而当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越来越高涨的消费文化，开始鼓励“新的就是更好的”。我们看待物品的态度就迥然不同了。加上，我们越来越追求一切都“越方便越好”。卫生观念也发生改变，越来越喜欢即用即弃，也就是一次性的产品。还有，默认了所有东西都有塑料包装物，不然就觉得是不洁净的、不方便的。我们对包装越来越重视甚至是迷恋，习惯买椟还珠。
在这种消费主义驱动下的“丢弃文化”中，我们似乎与垃圾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关系，它们可能就被我们看作是完全无用的，需要赶紧从生活里清除出去的。其实我们对垃圾的偏见、对拾荒者的污名，很大程度上都与这种我们与垃圾形成的关系有关。而我们做的这些研究，恰恰是希望呈现出垃圾的整个生命图景，让大家看到垃圾从哪里来，在被我们丢弃之后去了哪里，它如何参与到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循环之中。我们会发现，许多我们正在使用的东西可能就是废品再造的产物。依托这个完整的垃圾生命图景，我们可以在消费文化所推崇的过分光鲜、不断更新换代之外，重新想象我们和物品、和垃圾之间的关系。提供这种图景，帮助公众全面地认识垃圾和拾荒劳动者，也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为公众做的事情。
4
动员公众参与垃圾治理的关键
在于重新认识我们与垃圾的关系
新京报：北京在5月1日刚刚推行了垃圾分类的新政。从去年开始，全国许多城市都开始了垃圾分类新政的试点。在这些垃圾分类的推行过程中，存在不少质疑和抵制的声音。作为一个从事垃圾研究的社会学者，你如何理解民众的这种对垃圾分类的抵制？
张劼颖：民众抵制垃圾分类最直观的原因肯定是它让我们的生活更“不方便”了。而且有一点很关键——这件事并不是完全发生在公共空间中，有时候是一种家事。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垃圾分类的系统似乎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信心”。在我这么多年对垃圾研究的各种走访调研中，很多地方的人都跟我说这样一句话：“我们分好的垃圾，很多也被清洁工混起来了”。可见民众对“垃圾分类能有多大用”这件事的感知是比较弱的。所以有一个真正有效运行的垃圾分类系统，包括能让民众切实地看到这种成效、诚意，都非常关键。
除此之外，配合垃圾分类所进行的环境宣传和教育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当下的环保宣传其实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像我之前提到的，现在的环保宣传更多都只是在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且喊空洞的口号比较多。好的环保宣传应该能够唤起个人切身的体验，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产生新的认知，从而促进他们真实的行动。而这就需要让大家看到，自己和这件事真实的关联是什么？这也再一次印证了为什么呈现垃圾生产和处理的整个图景非常重要。其实不光是学者，很多纪录片的导演也做了很多贡献，比如王久良拍摄的《垃圾围城》等。
王久良纪录片《垃圾围城》。
新京报：你提到的其实也是一个如何有效地传播环保观念的问题。不论是培养公众对垃圾的新的认知，抑或是政策推行的时候让公众充分地被动员起来，都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人文社科学者在其中其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劼颖：是的，其实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更多类似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之后，其实我也在努力地把这个垃圾背后的图景补全。我后来有去联系一些专业的环保组织，看看垃圾涉及了哪些正式的政府部门，比如我去看正式的垃圾处理设施，这种处理方式和拾荒者有哪些不同。又比如我去考察了垃圾焚烧的技术争议以及民众对此的反应等。作为人文社科学者，从事研究并不是为了给公众提供某种高高在上的宣教，而是尽可能地通过实地调研，呈现这些议题中内含的复杂性。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自己其实往往不处于研究对象之外。比如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无数和垃圾打交道的时候，很惭愧地说，我也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进行垃圾分类的人，有时也会因为麻烦而怠惰。但是正是这种普通人的经验和“常识”，能让我更好地去理解我研究的问题。同时，社会学的思维会让我把这种个体的经验和结构性的问题相连接，并运用理论去解释这种经验。我们需要有“常识”，但也要通过“常识”，揭示那些常识之外的问题，去激发读者们的反思。
5
反思《废品生活》：
人类学研究应该把握客观性和批判性的平衡
新京报：你在这里提到了一些对研究过程的反思，在书中同样也提到，你们的研究并不想天然地站在一个把收废品人当作绝对受歧视的群体的角度，不想使用一种“寻找最大受害者”的叙述，因为这种叙述只会抬高研究者的道德位置，而无助于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从事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研究对象是弱势群体时，研究者应该持有怎样的立场？
张劼颖：从事人类学的研究一定会带有一些个人主观的立场和道德上的偏向，因为我们是亲身参与到一个社群中去，去和活生生的人打交道，我们会和不同的人形成不一样的关系。比如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去研究移民、少数族裔这一类可能相对弱势的群体，你可能会带着一个充满同情的心态开始研究，但也有一些研究者会去研究政商精英，这个时候可能对方显得拥有更高位的话语权，作为研究者心态可能又会不同。但是在认识到我们每个研究者在进入这个研究的时候都携带了一定的情感和道德上的偏向之后，我们又要尽可能地放下这些偏向，去努力呈现我们研究的这个群体生活的复杂性。如果在拾荒者群体身上投射过多的同情，其实也是一种将他们客体化的做法，而没有尊重他们自身的主体性。
在这种尽可能“平视”的视角下，我会发现更多的细节。比如拾荒看似是一件不起眼的工作，但是非常需要技术含量，里面有很多门道和学问。同时，他们的喜怒哀乐，其实和我们每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但另一方面，我始终认为人类学这类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我们当然不应该先入为主地以一个寻找“最大受害者”的视角去走进他们的世界，但我们更不能对他们实际遭遇的切实的不公平对待视而不见。对于他们承受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他们遭受的污名，我们有义务去揭示。所以，通过“平视”的视角呈现不同人群生活的复杂性，和对弱势群体遭遇的不平等保有敏感性同样重要。其实，正是“平视”的视角，让我们更有可能发现不公正实际运作的机制。有价值的研究应该取得这两者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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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的介入
可以让技术的演进更环保
新京报：目前我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我们对电子产品的使用也越来越多，这也相应催生了许多的“电子垃圾”。多年前，曾经就有媒体报道过广东贵屿镇的电子垃圾场。在我们和线上的虚拟世界打交道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当下，相对于其他的垃圾，电子垃圾的存在可能更为我们所忽视，但它们对环境的威胁却十分巨大。电子垃圾是否催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拾荒者们对电子垃圾的处理有什么不同吗？
张劼颖：这个问题最近几年已经获得了很多国际学者的关注。电子垃圾对环境的危害非常大，拾荒者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垃圾的拆卸，电子垃圾往往包含复杂的元器件，拆分的难度很高，同时里面包含有非常多的有毒物质，也会对分拣者的健康产生更大的威胁。
数字文化对于电子垃圾的影响可能还需要观望。我觉得有可能虚拟化和数字化的进程会使得物质形态的垃圾减少，但也有可能会使得垃圾有增加。因为我们需要把“软件”和“硬件”联系在一起考虑。以电脑为例，软件的更新迭代看似在虚拟世界中发生，但却直接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更新硬件去匹配软件，这个过程生产的电子垃圾数量可能是非常惊人的。
这个问题其实也启发我们思考：软件系统的升级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越来越“大”，以及需要越来越高能耗、大体量的硬件配置。比如Linux这类开源系统，不同于微软这种封闭的系统——公司封装一个系统然后不断推出新产品——而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是不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减缓这种硬件迭代的过程。总之在电子垃圾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同时考量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这其实也是我一直关注的一个大的问题，技术本身是具有许多社会的效应的，比如环境效应，我觉得人类学家也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技术演进的路线是一条更加环保的路线。
新京报：接下来你会关注一些什么议题？
张劼颖：环境和技术的互动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相对于拾荒者研究，可能更多会着眼于宏观的垃圾治理。比如垃圾处理的技术、知识问题，以及垃圾分类的问题，你刚刚提及的虚拟世界与物质垃圾的互动问题我也很有兴趣。
作者丨刘亚光
编辑丨董牧孜，走走；校对丨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