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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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经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清室聘请英国租借地威海卫行政长官庄士敦为逊帝溥仪的英文教师。 

紫禁城中的溥仪

这一年，溥仪十三岁。这位从小就进入紫禁城，几乎没有在父母身边生活过的孩子，平日里喜欢看骆驼打喷嚏，胜过关心遗老和小朝廷的命运。庄士敦的到来，改变了溥仪的少年时代。

他们初次见面时，溥仪先按照接见外臣的礼仪，接受庄士敦鞠躬行礼，然后与他握手。接着，庄士敦再退出门外，溥仪再向庄士敦鞠躬，行拜师之礼。于是二人算是缔结了师生关系。当时，溥仪已经有了几个中国教他读书的师傅：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伊克坦。他们对溥仪最大的“教导”，还是企图“恢复祖业”，完成复辟。

庄士敦则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蓝眼睛、黄头发，让溥仪初见时“看着很不舒服”，后来却成为溥仪重要的依靠和慰藉，而溥仪也几乎成为了庄士敦全部的理想寄托。庄士敦在书中称溥仪为“我的年轻的龙”，他渴望这条龙有朝一日真正鼓翼飞翔。而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回忆道：“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尽管在漫长的日子里，在几位遗老的灌输之下，溥仪的头脑被复辟的欲望所占据，但根据溥仪自传和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来看，这位洋师傅确实曾为少年逊帝打开了一片新的世界，而在那个世界里，他并不只是一个紫禁城的囚徒，一个没有意志的人。

世纪文景与活字文化联合推出的《紫禁城的黄昏》（评注插图本），为大陆首次引入的掌故大家高伯雨译注本，书中两百多条译注和近百幅插图，生动地还原了那段历史。著名作家李敖曾评价高伯雨译注：“就全书‘戏肉’，夹叙夹议，精彩非凡；查证引据，颇具功夫，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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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自己倾心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儒家与佛教，欣赏茶叶和牡丹，但他很愿意让溥仪多了解西方现代文明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他常常在上课时带一些外国画报给溥仪看，想让他认识画报上的飞机和坦克。有一天，他带来一盒糖果，向溥仪解释漂亮的轻铁盒子和水果糖的味道是如何用机器和化学手段制造的。溥仪不能明白这些，他厌倦了老师的话，拿了糖果跑到院子里去，想让桧柏上的蚂蚁也“尝尝化学和机器的味道”。庄士敦对他的学生非常耐心，只是一直等着他，等到下课。

庄士敦表现出来的绅士的谦恭与自尊，与他教育溥仪成为一个“绅士”的愿望相符。尽管溥仪真正记住的，更多的还是西洋文明在“器物”上的优越。因为庄士敦的熏陶，溥仪从此喜欢上西方家具和毛呢衣料，认为西方音乐胜过中国的丝弦。因为庄士敦像一般西方人那样，嘲笑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溥仪才下定决心，将辫子剪掉。

庄士敦

自从民国二年开始，内务部就一直有人劝说紫禁城里的人也剪掉辫子，但内务府一直以各种理由搪塞。十几岁的溥仪终于不顾他平时听信的师傅们的劝阻，完成这次小小的变革。他传剃头太监来为他剪辫，那太监却不敢，于是他走进另一个房间，自己亲手把辫子剪掉。

在溥仪的人格独立史上，这是为数不多的向前进的一步。他的举动，惹得太妃们痛哭，而几位中国师傅大为不满，特别是看不惯溥仪如此听从庄士敦的宣传。溥仪在头发上的革命，引领紫禁城内的剪辫风潮。几天之内，小朝廷里上下一千多条辫子都不见了，虽然他举刀剪辫的瞬间，已经落后紫禁城外十年。

庄士敦、婉容和婉容老师伊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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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住在紫禁城中，本来没有多少自由，随着年岁渐长，他和王公大臣之间矛盾加剧。他不爱遵循例行的仪礼，还为了骑自行车方便，让人把宫门门槛统统锯掉。他还萌生了要出洋留学的想法。当时，小朝廷里的遗老对出洋计划非常反对，反对理由，最大的莫过于溥仪如果出洋，等于放弃了当初溥仪退位时民国政府提供的《清室优待条件》。而优待条件对于这班旧人物的生存和复辟幻梦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

既然没有得到小朝廷支持，溥仪暗中开始了私自出逃的准备。他找到了和他一样渴望远走高飞的弟弟溥杰。他们的筹备活动，在成年人看来是荒唐的：作为溥仪的伴读，浦杰每天入宫上课，而下课回家时会带走一个大包袱，里面是紫禁城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借此准备出逃的经费。溥仪和浦杰偷运出来的物件，包括价值连城的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马远、夏圭的书画……这一切只是为了他们十几岁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

溥仪的英文课本

他们出逃的第二步，就是秘密离开紫禁城。这时已是1923年，他找庄士敦出主意，让庄师傅和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联系好。欧登科本来已经答应了他。于是他花钱收买了太监，打算溜出神武门。但是他还没踏出养心殿，就已经听说有人告知了内务府这个消息：溥仪的父亲醇亲王下令，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他的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溥仪的淑妃文绣曾作《吊苑鹿》一文，文中引用庄子的话：“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留骨而贵也。”这句话道出了文绣的心境和真实愿望，不知这句话是否也在溥仪的心中盘桓过。很长时间以来，溥仪深感他所受到的优待条件是一种耻辱，宁愿自己放弃这种优待。他从夏桀、幽王一直想到明代崇祯皇帝，对末代帝王的命运感到悲观。十几岁的溥仪，并没有想到优待的问题，他所希望的只是平安生活，不受到当政者的加害。可以说，此时他还没有完全脱离成为平民的愿望，只是他受到身份与周遭环境的挟制，并无走上这条道路的可能。

站在屋顶上的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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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无望之后，庄士敦安慰他的学生，先放下出国打算，只考虑整顿紫禁城内的事。庄士敦早就认定，清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与内务府这个臃肿机构大有关系，他称之为清廷的“吸血鬼”。

内务府是只在清朝存在的机构，为其他历代所无，其长官称内务府总管大臣，以满族王、公或满族大臣充任。到了光绪年间，内务府下辖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庆丰司、会计司、营造司、慎刑司。此外又有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等，组织极为庞大。内务府大臣下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若干人，而太监也属于内务府管辖范围。内务府的大臣等于是皇帝的管家，内务府拥有别的衙门所不能获得的权力，而在计核账目、管理财产方面，又因为人多手杂，往往藏污纳垢，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

庄士敦希望能够改革这个陈腐的机构，减少不必要的开销。他曾对溥仪说，内务府有个“座右铭”，那就是维持现状，任何改革遇到这个机构都无法实行。庄士敦对内务府的看法，终于促成了溥仪整顿内务府的决心。

溥仪改革的第一步就是遣散太监。1922年，溥仪十六岁的时候，庄士敦向他报告，太监大量偷盗宫中宝物出售，而且情形日益严峻。听到这个情况，溥仪决定清查自己的财产。虽然他和浦杰私自运出了不少珍宝，但他却并不知道，所有的人都在偷盗他的东西。

然而，财物清点刚开始不久，便在一天夜里发生了火灾，把建福宫的财物烧了个精光。溥仪猜测这是有人有意纵火。不仅如此，他还有些神经过敏地担心有人将要加害自己。最后，他做出决定，除了太妃身边不得不保留的一些人，将剩余所有太监遣散。

不仅如此，溥仪决定继续运用当家的权力。他挑选了几位他信任的遗老，整顿紫禁城内的事务。他任命的大臣，包括有名的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等。只是事与愿违，内务府首席大臣郑孝胥还来不及展开他的整顿改革、裁减人员、开源节流计划，就被那些憎恨他的中饱舞弊者挤走了，而溥仪发现，他的古玩字画也被几个大臣卖了好价钱。

溥仪大婚时的乾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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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曾在他的书信中反复陈说他对逊帝的期待，他真实的教育理念——他希望能够改变逊帝的生活和思想，让他拥有一个现代人的健全人格和健康身体，而并是不仅仅围绕着王室的权力生存。他屡次提议，让逊帝移居颐和园，摆脱紫禁城黑暗压抑的环境。刚刚成为帝师时，庄士敦就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如果逊帝仍然继续被人装成是一个“真龙与众不同”的人，那么，无可否认他做人是失败了，像这样的人就是做个国王也是极其不适合的。假使他还是被人灌输那些“有朝一日
重登宝座”的思想，到了最后发觉幻灭了，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能力做人了。反之，如果他好好地被教育成为一个有自由思想、有爱国精神和有文化的中国绅士——一个真正的君子——则将来无论是哪一种职业，需要他担任时，他都能愉快胜任。什么职业呢？做个国王或是做个平民。

溥仪、郑孝胥、庄士敦等

可惜，他没有看到溥仪成为真正的“皇帝”，也来不及见证他成为自食其力的平民。独立自主的人格在逊帝身上只是昙花一现。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占据紫禁城，以强力要求溥仪离开紫禁城，并接受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年底，溥仪仓促间逃到日本使馆，后来移居天津，从此落入日本人的控制之中，不可挽回地走向了歧途。

1930年，英国向中国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已经回到威海卫任职的庄士敦奉命回到英国。回国之前，他来到天津向溥仪辞行。溥仪依依不舍，赠给庄士敦的最后一件礼物是一柄折扇，扇面上抄录了两首送别诗，一首是《古诗十九首》里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一首也是五言古诗：“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对于某个人物如此留恋而伤感的情感表达，在溥仪生命中当属罕有。

1938年，庄士敦在爱丁堡去世。晚年，他在苏格兰买下一座小岛，挂起了“满洲国”的国旗，在陈列室里摆满溥仪曾经赐给他的物品，重温他身为“前清遗老”的梦境。在他心中，他的学生仍然是一个正直开明、道德完善的人。《紫禁城的黄昏》的结尾如是写道：“那些深知逊帝性格的人，是知道他不会因为自己有福享就安然享受，不顾人间疾苦的，他要享福，也要他的人民同样享福。”显然，庄士敦的幻想最终是破灭了。

作者丨李琬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