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和热爱文学的人，经常要在心里画问号：我们处于文学的哪一个发展阶段？ 文学和我们当代生活的关系是什么？文学是兴还是衰？文学有没有一个可预料的未来……”在对话的开头，作家张炜抛出了这一系列问题。这些关于文学的大问题，似乎总没有确定的答案。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学作品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文学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窄，文学的前途也难以预测。
在这样的环境中，坚守文学的冷板凳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对于张炜和阎连科两位作家来说，写作已然成为了几十年来的习惯，乃至生活方式。自第一部小说《古船》之后，张炜在四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积累了上千万字的作品，并一直在探索新的创作路径；不久前出版了新作《速求共眠》的阎连科，近年来在大学里教授写作，在讲台上向年轻的学生分享他的文学经验。在一个喜欢谈论进步的时代，他们选择守在自己的书桌前，与文学进行着缓慢而长久的对话。
于他们而言，文学的兴与衰意味着什么？他们又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状况，以及文学未来的命运？4月17日，张炜和阎连科在香港科技大学就“文学的兴与衰”这一话题展开了对话。他们从历史上文学的黄金时代，谈到今天的文学创作，并对青年写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文学的兴衰不由社会环境所决定，但依然有迹可循
我们今天的文学处于怎样的时期？张炜用“麻袋”一词来形容。他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自己的一个朋友每天到机关、工厂和乡村去收集文学作品，一星期内就收集了两麻袋。当时，一切都在跃进，文学也在跃进，大量的人都在写作。而到了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这种状态似乎重现了。文学再次进入了一个“麻袋时期”。
然而，这不意味着文学的繁荣。对于张炜来说，“文学的兴衰”是一个相对神秘而难以把握的问题，因为文学是个体的创造，而不是群体现象。文学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但无论社会是战乱还是和平、严酷还是宽容，都不能阻挡文学天才的爆发，亦不能保证时代杰作的产生。
张炜
在张炜看来，文学的兴衰更与作家的天赋息息相关。关于后者，张炜用了一个浪漫的比喻：“我们不妨把地球看作是土壤，经纬线看成田垄。然后就会发现，有某种未知的力量，在播种天才的种子。而种子一旦播下，就一定会开花结果。这就是伟大作家的产生，就像宇宙的规律一样无法把握。”
“我们很难去谈论文学的规律，”阎连科说，“但如果仔细观察，也会发现一些可循之迹。”比如，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可谓群星璀璨。其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1812年第一次卫国战争的胜利。它使作家们的灵魂中凝结成了一种民族意识，推动了文学的创作。同样，民国时期出现了鲁迅等后人难以企及的作家，也得益于五四运动对民族意识的激发。
把目光转向二战后的美国，也会看到，尽管二战使人类第一次形成了“正义战胜邪恶”的共识，米勒、贝娄等一批作家也在不断反思战争的正义性，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而在60年代的拉美，动荡不安的社会时局也影响了文学创作，出现了马尔克斯、略萨等世界级作家。
在梳理了几段历史后，阎连科总结道，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之后，文学往往就会迎来爆发期。因此，文学仍然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张炜也认为，探索和思考规律非常重要，这是文学史写作的基础。但是在形成观点的过程中，也要保持审慎态度和质疑精神。
“变化非常快的东西，都是相对容易的那一部分”
和以往相比，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时代。人们都在谈论互联网、新媒体、人工智能，谈论着技术的进步。但张炜对此保持冷静，因为在他看来，“所有变化非常快的东西，都是相对容易的那一部分”。如同财富的积累，虽然很快，但是很难保持。而文学是关乎道德与艺术的，它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不可以奢谈“进步”。
回顾历史，总有人在欢呼文学黄金时代的来临，也不断有声音在宣告文学的死亡。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测文学的命运。张炜认为，面对文学的大问题，个体的存在是非常渺小的。所以，我们无需对技术的发展和“文学已死”的论调感到悲观和恐惧。作为具体的写作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认真写好每一个字，要有抱负和勇气。
“抱负”不是追求功成名就，而是要把文学作为一种生存方式，通过不停地劳作，寻找和印证个人存在的意义。“勇气”，则是在自我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中去感受愤怒和焦虑，形成强大的生命张力，最终用文学的语言表达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张炜反复强调这一点，“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要看作者是不是让语言进入了自己的旋律，是不是特别苛刻地对待每个词语和标点符号，是不是在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这些都不是一时的怒吼能代替的。”
阎连科
对此，阎连科也深有体会：“低着头写自己的东西是最不容易的。”他谈到自己钟爱的那些“孤独的天才作家”：卡夫卡、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曹雪芹……他们都处于文学的黄金时代之外，却留下了伟大的作品。文学创作，就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战斗。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个人的孤独，守住自己的那张书桌”。
文学创作，要去感受自己与世界最独特的关系
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常常有这样的困惑：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庸的时代，没有波澜壮阔的革命，没有巨大动荡的社会变迁。我们的经验似乎是相当匮乏而同质化的，似乎不值得去书写。
对此，阎连科有不同的看法。他提醒年轻人，无需强制自己去体会上一代人的情感，去写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深刻的体验，去感受自己与世界最独特的关系。就像卡夫卡，他的作品没有描写当时的重大事件，与时代充满了疏离感，但他依然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卡夫卡
张炜则认为，可以通过采访等方式获得间接经验，但最关键的仍然是个体的直接经验，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把握。不一定要写大的主题，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就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时代中的小悲剧，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写的正是琐碎、恍惚的日常生活。通向文学的路径有千万条，重要的是超越一般的生存经验，超越自己。
最后，张炜引用略萨的话说，文学不是为快乐的人准备的。无论生活在哪一个时代，敏感的个体都会感受到自我与生活的撕裂。这种撕裂带来的痛苦并非坏事，因为一个人消沉、不满并且多思索的时候，正是最容易进入文学的时候。而“一个轻飘飘的灵魂，是无法和沉重的灵魂发生共鸣的”。
作者：新京报记者徐悦东 实习生李梦媛
编辑：沈河西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