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1946年出生于奥地利林茨，是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波兰裔犹太人，幼年时生活在难民收容所，1948年举家迁往雅法。1982年获得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致力于民族与民族主义、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电影史等研究领域。
耶路撒冷“哭墙”。
《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
作者：（以）施罗默·桑德
译者：喇卫国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2017年8月
《虚构的犹太民族》《虚构的以色列地》《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被称为“虚构三部曲”，在以色列和西方学界引起轰动与争议。
《虚构的犹太民族》
作者：（以）施罗默·桑德
译者：王岽兴 张蓉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2017年6月
细心的读者看史书，大概会揣摩史家剪裁往事的用意；而史家掂量往事，更是会预先权衡各材料的比例分寸。哪些话要浓墨渲染，哪些话应收敛在脚注的行间，史家都有意为之。可一切历史，无非都是当代史。每一次史海钩沉，背后都藏着那个时代的问题意识，回应着那个时代的问题。以色列史家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的“虚构三部曲”《虚构的犹太民族》、《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和《虚构的以色列地》，便是在二十一世纪对犹太人问题的又一次回应。
今天以巴冲突里常见诸报端的所谓犹太人定居点，背后的历史和地理蕴涵是否属实？最终得以在1948年建立国家的那股犹太复国主义，在这百余年间经历了怎么一番递进？犹太民族自身意识的觉醒，源于书斋里的革命，抑或是近现代大规模排犹、反犹倒逼下的集体呼唤？现在几乎不需要推敲的这个旧邦，其集体新记忆的编纂又经历了怎样的苦心孤诣？这些问题，散见于小册子《我何为放弃做犹太人》中桑德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更直接在《虚构的犹太民族》中得到学理上的回答。
桑德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这两本著作，还原了一幅层层沉淀、却又时时筛选的思想地貌。犹太人复国的努力，超越了政治事件的一连串罗列，是各股思潮的合力。更确切地说，是各时期思想史的一部重叠史。桑德很清醒，单凭军事和政治上的枝节，无助于当前巴勒斯坦问题在知识层面上的深入讨论。他用希伯来语孜孜不倦出版的著作，就是要透过历史上诸位犹太史家的著作，解构犹太史。贯穿全书的，首先是犹太民族的自我认识问题：所谓的“大流散”表述，果真指代同一犹太血缘在不同时代的连续四散流亡？近现代散居在俄国、西欧、北非的犹太社群，有着什么样的身份意识？他们相互之间确实有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同种同宗情怀？抑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当地主流社会有着各不相同的互动、进而造就出好几段平行独立的犹太史？
一位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向以色列的主旋律发出不同声音，质疑犹太民族的同质性、连续性，这本无甚惊诧之处。毕竟，就在《虚构的犹太民族》中，桑德已经援引过那些对以色列主流史观的局部发出过异议的学者。他要向我们传递的观点，前人在这处那处也都早已传递过。问题是，正统的犹太叙事已经深入民心，这些声音亦随之越来越微弱。在中东力量对比压倒性地向以色列倾斜的时刻，桑德倒要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长期以来的一意孤行。很可能，在后者眼中：恰是为了纪念，有时才要刻意忘却。
质疑主流犹太民族观的缘起
年轻时负笈巴黎攻读法国思想史的桑德，可没有忘却。在当代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谈论何谓民族，其实在百余年前法国思想家勒南（Ernest Renan）的演讲中几乎已一锤定音：对共同体有着政治上的主动参与，而非强调语言、种族或血缘。而在当代以色列，种族和血缘不仅成了政治辩论的红线，更是塑造今天以色列犹太人集体叙事的底色。桑德当然知道，作演讲的这位法国哲人精通希伯来史、阿拉伯史。他也没有忘记，当代巴勒斯坦裔知识分子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对勒南某些针对犹太人、阿拉伯人的观点有过猛烈批判。而最可贵的是，桑德自己竟拾起勒南对早期犹太史的发见，以之驳斥所谓犹太种族在血缘上的纯净。不过，让桑德最为上心的，还是法兰西对民族的独到理解。法式的民族观，讲的是各个个体理性意愿的合奏；以式的民族观，讲的是血统绵延不绝的全体犹太人在长期流亡中对故土的热盼及最终付诸行动的“上迁”。
眼见以巴两国方案愈发兑现无望、以色列知识界愈发附和政府，桑德偏要“放弃做犹太人”。在《虚构的犹太民族》中，他着力回顾了有关十九世纪德语学界对犹太史的讨论。在现代意义上以学院派方式首次书写犹太史的，正是当时使用德语的犹太裔史家。系统地写一部通史，本身已代表史家对犹太社群产生浓厚兴趣。更何况，到了德意志各个公国兴起公民权时，生于斯、长于斯的犹太人便不得不思考：自己的社群到底该“脱犹入德”，还是该“以犹入德”？如此一来，德裔犹太史家研究自身历史的出发点，便落到了积极融入德意志的问题意识上。那时，启蒙运动思潮影响下的德裔犹太人，仅视犹太教为一宗教团体，且视自己为天然的德国人。
然而，随着基于血统和种族的民族主义兴起，德语犹太裔史家的立场便出现了变化。对一些人来说，犹太史，不仅是教义和教会史，还是一部基于圣经的民族史。在教义之外，不朽的还有犹太民族独特的血统。一边是东方犹太血统，一边是西方日耳曼血统，这便在德语史学界引发起涉及犹太教及犹太人种族本质的大讨论。从那时起，为了和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德国的非犹太裔学者对《圣经》叙事真实性的质疑相抗衡，犹太裔学者便愈发要去论证《圣经》的言之凿凿，也愈发要论证犹太人是一个不曾间断的流亡种群。在随后的整个二十世纪，大多数学院派犹太学者更是几乎对这一整体思路深信不疑。即使有异议，也无非是针对某一历史细节而已。
对犹太史部分暗角的纪念
恰是在犹太民族连续性问题上，桑德的个人立场和前面提到的勒南相近。早于1883年，勒南便提出：在罗马帝国时期，犹太教曾一度在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传播。如此一来，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今天一般犹太人所情愿的血统纯洁论和持续流亡论，便很可能要被这些地区的异族改宗群体所证伪。在这个关键要点上，《虚构的犹太民族》以足足四分之一的篇幅对百多年前勒南的观点进行了新方向的拓展。非但有外族改信犹太教的史实佐证，从而大大弱化了犹太人血缘同质的断言；而且就连原朱迪亚地区犹太人在当年皈依伊斯兰教后的后裔，也很可能依然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耕作！这样一来，巴勒斯坦上的“阿拉伯人”，便很可能反而是血统上息息相关的犹太人。桑德耐心地引用某位当代犹太史家在1967年的一系列大胆假设。可惜，如桑德自己所坦承，这一研究想法当时得不到经费的资助。而1967年的六日战争，恰是影响随后以色列及周边阿拉伯国家走向的大转折。
桑德试图进一步弱化“大流散”表述的努力，还体现在《虚构的犹太民族》论述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那个归信犹太教的希米亚王国、北非柏柏尔王后的犹太血统以及位于今天俄罗斯南部的卡扎尔犹太王国的篇幅中。对我们这些遥远的中国读者而言，撇开具体的地理和人名，单是这一系列外族信奉犹太教的例证，便让以色列强调共同血统的主旋律叙事颇为尴尬，因为这很容易产生一种分布上各踞一方、相互毫无血缘联系的推论。此外，有了《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中桑德作为意第绪后裔的自述，我们便可以不啻揣摩他何以对卡扎尔王国特别感兴趣，何以对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境内数量庞大、且文化上不同于西欧犹太人的意第绪社群特别在意。
再者，尽管论据还有待充实，桑德不正是试图让读者相信意第绪人源于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卡扎尔王国？他不正是多次在书中表示，意第绪社群已经充分发展出独特的世俗文化，只可惜一切都被纳粹德国终止？恰是着眼于东欧犹太人的整体命运，桑德还一笔带过地提出，应把沙皇的驱犹、布尔什维克的反犹及纳粹的屠犹这三段时期放到一起考虑，方能对二战犹太人大屠杀有更深的理解。
对那些谙熟犹太史的中国读者来说，桑德对“流亡”和“上迁”概念的思想史梳理，恐怕要到第三部《虚构的以色列地》的中译本才能详细领略到。就已有的两部曲而言，我们无意置评它们到底在以色列实际政治和公共舆论中产生多大效力。不过，单是桑德对近两百年犹太史研究中诸多问题意识的系统呈现，已经让我们身处犹太人的角度，饱览以色列立国的一幅思想画卷。再大而化之来说，他对主流犹太民族话语条分缕析的拆解，让我们真切地认识到时势和史家价值立场的微妙关联。细细想来，不同时势催逼下的史家，总会留下不同分寸和比例的叙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表面上的厚此薄彼和避重就轻，恰是立场的含蓄表态。主流的犹太叙事，多谈血统上的绵延同质，少谈改宗外族的异质。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保住这片来之不易的祖地，也许确实有意识地选择了忘却。幸好，经桑德提醒，我们才懂得哪些更需要纪念。
□邓皓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