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茂德·达尔维什（1941-2008）巴勒斯坦抵抗诗歌的代表人物，自1960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无翼鸟》以来，共出版了30余部诗集和散文集，他的许多诗篇还被谱成歌曲，在阿拉伯世界广为传唱。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
作者：（巴勒斯坦）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译者：薛庆国/唐珺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1月
这张阿拉伯文书法画是马哈茂德·达尔维什一首名为“Take My Horse and Slaughter It”诗歌的诗词。书法从马首到马尾一次完成，右下角是作者的名字。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节选）
你的言语……曾是一首歌谣
我试图唱出
可是苦难封锁了春天的唇
你的言语，像燕子，飞出我的家园
我们的家门、我们秋日的台阶
也都随你迁徙，前往思念想去的方向
……
我们把这歌种入吉他的胸腔
自我们灾难的顶层
我们把它弹奏给破损的星月……和石块
可我已忘了……忘了……你这未知的声音啊：
锈蚀了吉他的，究竟是你的离去……还是我的沉默？
当今时代，恐鲜有其他地区的诗人如中东地区的诗人群体，仍在关切民族存亡的话题，仍在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诉求呐喊。在巴以冲突的漫漫硝烟之中，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是一位穷尽毕生为巴勒斯坦民族而歌的诗人。这位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的“巴勒斯坦的情人”，负有“民族诗人”、“民族代言人”的盛名。他美丽深情的诗篇诉说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与抗争，更呈现了这个民族的人性与尊严。他让细腻、温暖、坚毅的词语于润物无声中绽放光芒，穿破苦难，给予他的人民力量与希望，也令其他国家的读者为之动容。
“蝶之痕” 对祖国与流亡地的浓情
达尔维什1941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北部村庄比尔瓦，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他的家乡被焚毁，兴建新的以色列定居点。年幼的达尔维什随家人前往黎巴嫩逃难，后迁居被以色列占领的海法读完中学。上世纪60年代，他加入了同情巴勒斯坦事业的以色列共产党，任该党机关报的编辑，诗歌创作由此开始。
因被指控“思想激进”，达尔维什遭到以色列当局的长期监视，先后5次被捕入狱。1970年，达尔维什前往莫斯科社会科学院学习一年，后前往开罗，任职于埃及《金字塔报》作家俱乐部。1973年，他开始定居贝鲁特，任《巴勒斯坦事物》月刊主编。1982年黎巴嫩战争爆发，他被迫辗转于叙利亚、突尼斯、约旦多地，后前往法国主编文化刊物《迦密山》，在巴黎断断续续生活了10年。1995年，随着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成立自治政府，达尔维什选择回归祖国，定居拉姆安拉和邻近的约旦首都安曼。2008年，他于美国休斯敦接受心脏手术意外失败辞世，享年67岁。巴勒斯坦为其举行国葬，遗体被安葬于拉姆安拉。
达尔维什一生共出版30余部诗集和散文集。海法——贝鲁特——巴黎——拉姆安拉，构成了达尔维什半个世纪的流亡轨迹。他的诗歌在一个地点诞生，在一些地点成长，在另外一些地点成熟，又最终回归祖国的空间原点。长成于海法的青年诗人悲愤地书写被占境况下故土和人民的创伤，用质朴的抒情诗号召民族坚韧反抗，呼唤“让风暴刮起来”。
在贝鲁特工作期间，频频出入车站、海港和机场的诗人记下“没有姓名，没有归属”的个体悲惨境遇，质问“空虚的路途何时抵达”。旅居巴黎后，他得以用“旁观者”姿态审视阿拉伯民族和世界，抒发对祖国和流亡地的浓情，“用栀子花的呐喊令祖国回归”。1995年，诗人回归祖国定居拉姆安拉，面对挫败的现状，他潜心创作，竭力用语言建构一个诗意祖国，“捍卫变化的语言里不变的土地”。他暮年的作品意象纯美隽永，也掺杂了狡黠的讽刺。一如其《蝶之痕》所写：“蝶过留痕，不可见/蝶过留痕，不消散。”祖国与多个流亡地的体验与碰撞，为他的诗烙下隐隐散不去的痕印，地点（流亡地）的变换或增加，使他的诗获得延伸和增殖。
书写抵抗 “巴勒斯坦人”不是职业
巴勒斯坦的诗人似乎更为观照诗歌现实责任的问题。他们更多表现出自觉背负的民族使命和社会责任感。“抵抗”是巴勒斯坦诗歌的关键词，更是解读达尔维什诗歌的关键词。书写抵抗之诗，恰是达尔维什用自身的生命体验对“诗歌何为、诗人何为”这一根本命题的现实回应。怒斥占领、压迫、屠戮，呼唤英勇、革命、自由，“让玫瑰生长在农夫的臂膀、工人的拳头、战士的伤口”，是达尔维什的抵抗所要表达的首要诉求。但他的诗作，并不止于空泛的口号和滥情的宣言，也未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
世人对巴勒斯坦的认知常常携带程式化的负面倾向：向以军坦克投掷石块的愤怒少年，头蒙黑色面罩、手持枪支的“武装分子”，居住在难民营的帐篷里、或是在世界各地辗转流散的巴勒斯坦家庭……达尔维什所秉持的抵抗精神，更表现于抵抗这些偏见，抵御民族属性所面临的日渐消解的身份危机。他描绘富有本土风情的自然、宗教、民俗与神话景观，将巴勒斯坦属性扎根在诗行里；他围绕巴勒斯坦人个体经验展开叙事，将一种本土的、个体的经验，高升至具有普世性意义的人文领空，呼唤人类的道义力量。
“巴勒斯坦人”不是职业，是“思念母亲咖啡的我”，是“皮肤渗出露水、树叶在手里长出的父亲”，是“梦见白百合、橄榄枝的士兵”，是“被蝴蝶和露水打湿、在雏菊上方起舞的加利利女子”；巴勒斯坦亦不是口号，是“美得宛若茉莉的情人”，是“迦南人民靠近神的边界的园圃”，是“在我语言里闪亮的杏花”，是“我翠绿而高耸的诗歌大地”。
达尔维什笔下的抵抗具有诗性的美学意义。他坚守“每一首美丽的诗篇，都是抵抗”，“我放弃的是创作直接的、意义有限的政治诗，而未曾放弃广义的、美学意义上的抵抗，”达尔维什得出此言，恰源于他的诗人身份，时常受累于民族身份和“民族代言人”的头衔。“评论家有时将我谋杀，/他们想要特定的诗篇，/特定的比喻。”当诗人在旧作基础上进行创新时，时常遭遇评论家和读者的质疑或误读。
无论是70年代诗人作出的离开祖国自愿流亡的抉择，80年代诗中蔓延的悲观情绪，90年代对奥斯陆协议的立场和对爱情、个体宣泄等“偏轴”主题的偏爱，还是2000年后题材的个性化、纷繁化，都不时被扣上“妥协主义”、“投降主义”等“罪名”，对此，达尔维什依旧主张革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并试图消解这一被禁锢的“代言人”意识及言说方式。所以他写下：“致评论家——/不要用茶匙/或是捕鸟的罗网/解释我的话语！”
“共享诗人的精神地”
与阿米亥的互视
阿米亥的《野和平》语：“让它来吧，/就像野花/突如其来，因为田野/需要一种：野和平。”达尔维什和阿米亥这两位巴以冲突中两方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诗人，分别使用阿拉伯语、希伯来语两种语言，义无反顾地书写着同一片土地。同一时空下呈现出的二元对立的经验微妙而真实，在世界范围亦不多见。此种对立性使得两位诗人不可避免地互视对方，并形成某种竞争关系。
达尔维什曾表示对阿米亥的欣赏，兼而提出巴勒斯坦诗人所面临的挑战：“他将巴勒斯坦的土地称为以色列土地，不遗余力地书写它，一些诗歌美得令巴勒斯坦诗人汗颜。于是这个问题实际上相当可怕：谁能把土地写得更美，便比另一方更值得拥有这土地……他想依照自己所需来使用风景和历史，而这基于我被摧毁的身份。于是我们之间存在一种竞争：谁是这土地语言的拥有者？谁更爱它？谁写得更好？”
阿米亥也曾在访谈中指出巴以诗歌里某种对立的并置性：“我们在共享现实、风景，共享诗人的精神地。”达尔维什深掘着土地的自然景观，致力于用语言重塑被剥夺的家园空间。阿米亥绵密地书写耶路撒冷，把“圣经大地”的神圣与日常融为一体，用人与神的互动去倾吐人对土地的依附性。两种书写皆同样真实而引人感怀。
处于“弱势方”的达尔维什，对于处理冲突与差异的紧迫性有着理性觉悟，面对他者的注视，他的诗行噙满悲伤却不卑微，渗透艰辛却不仇恨，“只要有一条活路，我们也爱生命。/我们打开花园的门扇，让茉莉花绽放街头/带去一个美丽的白昼。”逾越政治的狭隘与谬见，呼唤一个相互理解对话的和平空间，或许比现实的政治纷争更具人性情怀，且充满纯粹的诗意。
□唐珺（阿拉伯语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