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插图/许英剑

　　1807年，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从海路抵达广州，开始他,穿汉衣，蓄长辫，学中文的海外传教生涯。这一生涯留在史册的辉煌是距今两百年前出版的《华英字典》。两百年后的春天，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陆谷孙和他的团队历时十五年编撰的《中华汉英大词典》面世。两本字典串连起的两百年，是中西文明两种语言互相砥砺、缠绕、磨合乃至互为主体的两百年，其间，是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详见B03-05主题

　　“龙”和“dragon”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意象？“饺子”究竟是不是“dumpling”？早年的传教士在翻译与西方文明相去甚远的东方传统时，努力寻找西方文化中相似的意象，以便把“中国”纳入西方文化框架和价值观中来理解。比如翻译“龙”时，便在西方文化中觅得一种形态类似却长有羽翼的图腾“dragon”；而“饺子”，则归入意大利菜肴中叫做“dumpling”的包馅食物。《中华汉英大词典》的执行主编之一万江波说，“今天的翻译早已摒弃了早年传教士的视角，更多地‘求同存异’，彰显中国文化的本土特点。”

　　在《中华汉英大词典》中，“龙”在中国文化的语境内，便译作“long”，“饺子”便译作“jiaozi”。

　　“这是一项非常吃力和费时的工程。我心里空虚，思想贫乏。我的天父上帝啊，求你支持我，不要把圣灵从我处取走，神圣的救主，求你不要让我的心灵与生命离开你。”在日记里，来华第一个编纂汉英词典的传教士马礼逊这样写到。1815年，马礼逊所编著的《华英词典》第一卷出版。一经问世，便轰动欧洲，也成为19世纪早期在中国出版的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今年三月，由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先生历时十五年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揭开面纱。汉英词典的编纂至此已历经了整整两百年。

　　不同于英汉词典的是，汉英词典带有文化外释的属性。从清末的《华英词典》到今天的《中华汉英大词典》，汉英词典两百年的发展历程不仅见证了中国自清末打开国门至今与西方的文化交往史，也见证了中国文化的自我赋权之路。

　　中国最早的一批汉英词典均由外国传教士所编著。19世纪，清末的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大清帝国虽然禁止洋人学汉语，传教士却冒着千般风险，带着传教热忱，编修汉英词典帮助西方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拓荒者的编纂工作历尽艰辛、受尽压迫，为中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然而，纵是传教士们的血泪史也难以遮掩那一批汉英词典的编纂与19世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难以割裂的内在联系。

　　此后，随着中国逐渐对外开放，国人接起了编纂汉英词典的接力棒。传教士们的翻译传统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仍被延续，但在词义理解上被国人不断地修正，并逐渐以“异化”的翻译法展现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价值观，努力摆脱强势文化的羁绊。

　　从民国时期应学习外语潮所产生的对内型汉英词典，到改革开放后自上而下的、以文化输出为动机的国家编纂项目，中国开始主动走向现代化，也逐渐掌握了在文化上对外解释的主动权。

　　审阅这部词典的专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与以往的词典相比，这部词典的“文化输出”态度和“文化传承”意识更强了，一个例证是条目中“异化”翻译法更加鲜明。比如“锅贴”一词，以往“归化”法所译出的“fried dumpling”，在这部词典中收入音译“guotie”和直译“pansticker”，皆属“异化”翻译法，表达了独特的中国饮食文化特色。另外，如“八卦”、“关系”等极具中国特色又复杂多义的词目，词典中直译和意译兼收，顾及它的文化特色。

　　陆谷孙先生强调这部词典的编纂初衷“并非响应国家文化走出国门的宏大计划”，而只是民间自发的工程。而执行主编之一万江波说，“编词典的人在编纂过程中都无形中带有文化输出意识。”词典的编撰，是这个国门洞开，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时代变化的一个小小例证，正如两百年的汉英词典编撰史，只是中国与其他文化交流长河中的一个小小浪花一样。但这项苦心孤诣的工程如此鲜明地见证语言的发生，以及语言之下这个时代文化自信和话语权的变化，如此强烈地体现时代赋予的文化输出态度和文化自主意识。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民族两百年的集体无意识。

　　新京报记者 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