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
报告文学三十年：在历史转折处潮涨潮落
提着水果和文件包，徐迟走进医院病房。房内，数学家陈景润正在纸上写写算算，他刚从助理研究员直接提升到研究员。
“这可是好事啊！小平同志钦点你，可不只是单单为你一个人的事，你呀，代表的可是一批人呐。”徐迟笑着对陈景润说。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已经完成。迫不及待，徐迟给陈景润读起了这篇文章：“自从陈景润被选调到数学研究所以来，他的才智的蓓蕾一朵朵地烂漫开放了……”该文在《人民文学》杂志刊发，人们排队购买，争相阅读。
这是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片段。现实之中，《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报告文学的“报春燕”，紧随其后，报告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蔚然成风，于上世纪80年代迎来黄金时期。
在历史转折处，报告文学的创作也发生“转折”：上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席卷而下，报告文学独立性、公共性慢慢丧失，主要分化为史志性报告文学和应邀写作的宣传性报告文学，二者各得其所。新世纪以来，则走向失衡、含糊不清、鱼龙混杂的“迷途”。
1978年文学舞台上的主角
1978年1月，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正式发表，让人们猛然间认识到了报告文学的力量。时至今日，谈及报告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这部作品。
“其诗化的叙述语言、生动感人的情节设置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肯定等，勇敢地突破了‘文革’十年强加于文艺的种种条框，从而使这部作品在当代报告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标志性的意义和价值。”回顾1949年后的报告文学发展历程时，报告文学评论家李朝全写道。
文中，徐迟还以含蓄的笔触揭露“文革”，比如，他写道：“庄严的科学院被骚扰了，热腾腾的实验室冷清清了”。文章发表时，政治气候转暖，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知识分子将受到真正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提上日程。这一年，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剧变发生的一年。前两次剧变是1911年辛亥革命、1949年共和国成立。
在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看来，《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影响深远，作品本身之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978年，人们刚走过是非颠倒的年月，视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对很多问题仍然心生迷茫，徐迟在写陈景润的过程中，以其“独特的、勇敢的、接近真理的表达”，树立了知识分子不懈追求真理的形象，具有强烈的社会性。“这是徐迟先生这部作品最重要的意义。”
李炳银认为，这体现出报告文学的本质。“报告文学本身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学，是文学和新闻的结合，关注社会热点，关注社会脉搏跳动最活跃的地方。这样一来，作品也会反过来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会忽略作品的文学性。”
除了社会效应，《哥德巴赫猜想》对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吸引了一大批作家、诗人、记者投入进来，使得报告文学蔚然成为时代潮流。仅以知识分子题材为例，黄钢以李四光为主人公写下《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柯岩发表《船长》，陈祖芬写内燃机专家的《祖国高于一切》一炮打响，黄宗英也创作了《小木屋》等。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最终得以确立。
对此，李炳银甚而认为，由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推动，报告文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占据了文学舞台的中心，报告文学作家是其中当仁不让的“主角”。
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正式发表，让人们猛然间认识到了报告文学的力量。时至今日，谈及报告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这部作品。
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黄金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冲突渐露端倪，报告文学作家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社会。“那时候，作家的敏感度，对现实的关注度，比现在要强得多。”李朝全对记者说。
作家关注的，既有法制建设的问题，又有婚姻家庭的问题，还有城市交通、用电、住房问题，更有环境保护问题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总结道：“当时，报告文学承担了相当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深度报道。当时关注社会现实最敏感的不是教授，不是学者，而是报告文学作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为报告文学的黄金时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行量一度超过20万份，而且大多为个人订户。李朝全认为：“在‘文革’结束之后市场经济来临之前那样一个电视、数字传媒尚不普及，网络尚未发育、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这些直面现实特别是揭示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接连发生了轰动性效应，在全社会都产生了相当普遍的影响，也为报告文学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和地位。”
1988年，作家赵瑜6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强国梦》，全文刊载在《当代》杂志上。这部作品揭露了体育界的种种弊端。赵瑜曾是运动员，对体育多有关注。“我从晋中南这一个区域，看到金牌逐渐围墙化，围在一个相对专业的举国体制里面，群众性体育愈发受到冷落，体育改革迫在眉睫。”赵瑜从脚下的土地出发，完成了对全国体育体制的剖析。
赵瑜称自己为“民族化的中国作家”，不局限于一个区域，而是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观照、剖析社会问题。写完《强国梦》后，他又写出了《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构成“中国体育三部曲”，后来还着手写作“革命三部曲”。“报告文学是不是一定要表扬，或者一定要批评？这都是表象，更应该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坚守独立思考、独立写作，有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赵瑜说。
除了时事热点问题，还有一批作家专注于过往历史。其中，叶永烈被称为“旧闻记者”，他写作的大量高层人物传记畅销不衰。“我从打‘游击战’，到打‘运动战’，到后来就变成了‘阵地战’，努力攻占难题。”叶永烈对记者说。对于他的作品，李炳银认为，其中“也有不切实的内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为报告文学的黄金时期。那时候，作家的敏感度，对现实的关注度，比现在要强得多。
张胜友，副会长。
陈祖芬，副会长。
何建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90年代文学商品化倾向凸显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文学商品化倾向明显，作家写“表扬稿”的热情更高，有些作品粗糙且急功近利。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泥沙俱下，人们的关注点分散，读书之外，还有看电视节目、旅行、运动等娱乐方式，对文学的兴趣锐减，报告文学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不过，在李炳银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的社会政治意识趋于淡薄。“不关心国家大事了，不太关心社会热点了，对报告文学自然有所疏离。”
受此影响，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热情备受冲击，但仍有大批作家笔耕不辍，这一领域的写作亦出现分化。其中，写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不断涌现，李炳银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这一概念，他强调是对某个社会历史问题进行的“纵深研究”。
1989年1月，钱钢发表《海葬》，全面展示北洋海军从诞生到发展再到毁灭的历程，就“充满了现实对历史的沟通与思考”。
1992年，卢跃刚连续采写《半个世纪的论证》、《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审视三峡水利工程，公开表达“反建派”的声音，在“两会期间”发表，引起了轰动。2011年，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卢跃刚表示，再回过头去看山下当年的论争，至少反建派在资金投入、移民数、泥沙问题、环境问题等方面是比当年的主建派“看得远”。
相比于七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九十年代以来的史志性报告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跳脱了感性世界，变得更为厚重。此外，另一种写作，则强调报告文学的宣传性，为高官、“英雄模范”、企业家等人物立传，文学商品化倾向凸显。赵瑜称自己坚决反对这样的作品：“这不仅对纪实写作，对整个文学来说，都是极大的破坏。”
这一时期以来，作家写“表扬稿”的热情更高。李炳银坦承，这些作品，有的写得相当粗糙，且急功近利。
但同时，李炳银认为，不能全盘否定宣传性报告文学。“难道英雄模范，感动人心的事迹，不值得作家去写吗？难道基层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做出感天动地的事情，不值得作家去写吗？难道写下这些，就表现了文学的轻薄吗？”
李朝全则举例李春雷写作的报告文学《幸福是什么》，这部作品从典型人物郭明义的角度来探讨“幸福”。“社会存在这样一些人，像雷锋的传人，温暖别人，快乐自己。我觉得这是社会需要的，也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的——你把它理解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能量都可以——它具有普遍意义，不光中国需要，外国也同样需要。”李朝全解释道。
21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很难搞”
近年来，报告文学的影响明显减小，报告文学的乱象饱受诟病。对此，李炳银认为，“不能因为厨师菜炒得不好，我们就连锅都砸掉。”
2000年以来，报告文学从文学舞台的中心，走到了边缘，似乎消失在读者的视野。每年产生一千部以上的长篇报告文学，几乎没有一部能像八十年代那样，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李炳银不认为这是某一文体的问题。
“去年产生了四千七百多部长篇小说，有哪几部影响很大？说句不好听的话，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影响真的那么大吗？这是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李炳银对记者说。
作家梁鸿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近年来深受读者喜爱，叫好又叫座。这两部作品，刊发在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专栏。李炳银还将前者收入2010年报告文学选。
8月16日，微信上也流传着一篇文章《未得鲁奖是其荣耀——十位作家联名推荐梁鸿作品》。其中，纪实文学作家鲁顺民认为，《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当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新世纪以来的重要收获，“无论题材还是文体本身，都对中国报告文学有修正与丰富之功。”
不过，今年5月，《出梁庄记》作为散文作品，参加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排在参评散文第84位，最终没有进入提名名单。“到底是报告文学，还是散文？这都模糊不清。”说完，李炳银笑了笑。
年轻作家对待报告文学的态度亦令人担忧。李炳银观察到，现在一些作家把报告文学看成了一个“玩意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年轻人玩诗歌，玩小说，写的东西奇奇怪怪。报告文学可不能玩，要有对于社会的真知灼见，要有揭露社会的勇气。”
报告文学领域的混乱，还表现在经营层面。2008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被媒体爆出“圈钱”发稿，轰动一时。2010年底，该杂志停刊。
8月19日，记者联系一本年度报告文学精品集的主编，对方称，买200本精品集，每本50元，共花费一万元，就可以在精品集中发表作品。“作者不愿意出钱，这个项目都计划取消了，因为一直在赔钱。报告文学很难搞。”这位主编说。
查找这一系列的报告文学精品集时，记者在网上读到了“编辑推荐”：“本书是目前国内报告文学领域最大规模的出版项目，旨在发现和推出报告文学创作新人、宣传和推荐报告文学创作方面的优秀作家、作者和优秀作品，也是对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大检阅。”
对于报告文学领域的种种乱象，李炳银也“不满意”，不过，他并不认为取消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就能解决问题。“不能因为厨师菜炒得不好，我们就要连锅都砸掉。重要的是，你提高厨艺，提高把握火候、处理材料和配料的能力。”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