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接受本报采访，谈及20年来的白鹿原与《白鹿原》。 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白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定价：39.00元
白鹿原实景。
政治正确与常识正确
新京报：你说这些年因为《白鹿原》一直被误读，所以不能拍影视剧，你觉得最大的被误读的地方是什么？
陈忠实：最大的误读是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的关系，说把阶级关系模糊了。我在这一点上很自信，我觉得没有改变这种关系。不管他们关系多么亲密，但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并没有改变。过去文学作品里写阶级关系，都是地主既想让长工干活，还不想给长工工钱，不给长工吃饭，还打骂长工。
新京报：就像周扒皮。
陈忠实：过去人们都那么写，所以人们没看到还有这么融洽的主顾关系。对此我是有生活体验的，过去我们村里有一个小地主，后来他的地都被分了，但每逢过年过节，他和长工都会相互往来。这里头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地主需要勤劳的互相信赖的长工，地主再愚蠢也不会让长工饿着肚子干活，为了省下一碗饭，让长工干不好活。不能为了显示地主的坏，连基本常识都不管了。
新京报：还有其他被误读的地方吗？
陈忠实：还有就是白灵被活埋。我小说中白灵被误杀是真实可信的。连刘志丹都曾经被囚禁起来，何况一个小的战士。这说明了那时极左路线在革命队伍里占统治地位，这样的历史能不能涉及？这些革命经历中的历史，后来引起一些误读。
新京报：你觉得这些误读今天都解除了吗？
陈忠实：基本都解除了，都二十年了。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进步，包括文学进步，这些都促进误读的解除。
全貌只能留待连续剧
新京报：电影《白鹿原》马上就要上映了，听说你给打了95分的高分？
陈忠实：我挺满意的，是外行人啊。原来的电影三个多小时都容纳不了，后来从三个多小时剪到两个半小时，把革命者白灵都剪掉了，只剩一个女性，确实可惜。但即使是现在两个半小时的电影，还是比一般单片长了。现在《白鹿原》正在筹备拍电视剧。
新京报：舞剧版和话剧版的《白鹿原》你看过吗？
陈忠实：我都看过，不同的改编角度不一样。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改编，都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时空限制，不管是舞台还是荧屏，时间和空间都有限，装不了那么多人物和故事。所以导演都集中在白嘉轩、黑娃和田小娥这条线上。林兆华的话剧想全面展现这些人物和故事，但是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情节都不能在舞台上直接展现，而是通过人物对话来交代。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也许只能等电视剧了，那个不受时空限制，装不下再续一集嘛。
白鹿原的麦子，已变成樱桃
新京报：《白鹿原》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的故乡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笔下的白鹿原世界还存在吗？
陈忠实：白鹿原现在变化很大了，尤其是我的家乡，灞桥区那一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学城了，有十多所民办大学。那儿距西安也很近，十多公里，离西安近又躲开了西安的喧嚣。原上的农民也改变了原来的传统工作，以前他们主要是种小麦，现在全部改成种樱桃了。每到五月樱桃成熟的季节，白鹿原是车水马龙。农村现在已经看不到土坯房了，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楼，偶尔有土坯房，都是没有人住。
新京报：离白鹿原多远？
陈忠实：一百多公里。我有一次带着朋友去采樱桃，被堵在路上两三个小时，上不去。不仅是采樱桃，白鹿原已经成为人们休闲散心的好去处，没有任何工业污染，而且种上了很多生态树木。一年四季，城里的男女老少、情侣春天去看草木，五月摘樱桃，夏天摘葡萄。白鹿原已经成为西安的一道风景线，是西安人的后花园。
新京报：那你还会怀念小麦地吗？
陈忠实：尽管对过去的记忆有饥饿有痛苦，但作为历史，往往会怀念。一眼望不透的小麦地，弥漫的清香，令人很沉醉。而现在闻到的是樱桃花的香味，而不是小麦的香味了。
新京报：你觉得白鹿原上的人变了吗？
陈忠实：肯定变了嘛，今天的人绝不是白嘉轩时代的人了，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和城市差不多，各有特点。
【记者手记】
从文字到舞台到银幕
“我如果说在1973年冬天，在西安郊区小镇，向陈忠实约稿的时候就能想到有今天的盛况那我是胡说八道。当《白鹿原》在《当代》杂志1992年和1993年连载，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如果我说料到有今天这样的盛况，那绝对也不真实。”如今再回忆起20年和40年前的场景，《白鹿原》的责编何启治依然很感慨。
1973年冬天，何启治跑到陕西找到了刚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的陈忠实，他给陈忠实提议把那个短篇小说改成长篇。在公社工作的陈忠实被这个提议吓住了，但他和何启治却有了一个约定，如果此生自己能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一定先给何启治。
所谓白鹿原，其实是陈忠实的故乡在历史上最早的名字，陈忠实儿时不知道家乡还有这样一个名字，他是从县志上发现的。县志上记载，古时人民把白色的鹿当做神鹿，是吉祥之物，“鹿”和福禄寿的“禄”同音，代表了人们的一种生存向往。
从写草稿到最终定稿，陈忠实持续了四年时间。他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表达过写完这部长篇的感觉，他说自己像在一个地牢里游走了十年，突然到了洞口看到阳光，反而有种晕眩和失落。
当距离和何启治的约定差不多20年后，陈忠实诚惶诚恐地把《白鹿原》的手稿教给人文社，他想的是，从责编到编辑室主任再到社领导，这一路审阅下来至少要两个月。结果20天后，他收到一封信，信里全面肯定这部小说，开出的首印量是1.5万册，稿费按照当时最高的标准，千字30元。陈忠实高兴地跟老婆说：“咱家成万元户了！”
《白鹿原》的初稿，陈忠实是在他家的老祖屋里完成的，起初就是拿着一个大笔记本在膝盖上写，直到1989年1月，他才在一张小桌子上继续写。刚起笔时，祖屋前十来米有一棵很小的梧桐树，等到写完时梧桐树已经有胳膊粗，有一个圆伞大遮阴的地方，写累了他就在树下休息。可以说，这棵梧桐树见证了《白鹿原》的诞生。
比《白鹿原》小说要难产得多的，是其从文学作品走向影视剧和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在小说出版不到两个月时，身在美国的吴天明就和陈忠实取得联系，想要拍电影，陈忠实同意，并写下委托书。之后不到一个月，谢晋的秘书来和陈忠实联系，也想拍电影。“晚了，已经签给吴天明了。”陈忠实说，“后来因为人们对《白鹿原》有一些误读，我从媒体上得知，广电局领导说不许拍电影，不许拍电视。”
知道不能改编后，陈忠实说自己十分平静，他说相信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小说的误读会解除，只要小说能正常发行，他就足以安慰。“二十年，电影拍成功了。这二十年的历程，也显示了人们对小说的误读已经排除了。”
在采访过程中，陈忠实接了个电话，电话另一头的朋友显然问到电影推迟上映的事情。陈忠实回答说“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解释，刚说一句，就放声大哭，给人家弄得。”放下电话，陈忠实解释说，电影推迟公映是意想不到的纯技术失误，最后的上映时间还没确定。次日，最新的消息称电影《白鹿原》将于今天（9月15日）上映。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黄盼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