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刘俊
圆桌
本周以来，部分企业已复工复产。但目前确诊人数还在增加，在疫情防控压力和相关管控措施之下，有些企业想要顺利开工并不容易，开工审批、招工困难、口罩短缺、物流不畅……要达到满格运行状态，还面临诸多痛点。
如何帮助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状态？新京报记者连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企业复工复产、经济平稳运行建言献策。
访谈嘉宾（名字按首字母排序）：
李丁（人大国发院研究员）
罗来军（人大国发院研究员，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
马亮（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赵忠（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科学对待疫情，防止草木皆兵
新京报：目前不少地方复工复产的动力很足，但由于疫情防控需要，还要面临严格的开工审批，如何看待地方政府这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矛盾？
李丁：如今疫情防控是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没做好，就相当于一票否决，所以各级政府的重心也都在疫情上。
目前，虽然从国家层面来说，多次强调复工复产，但这个任务是逐步压实给基层单位的，比方乡镇街道和社区。这些基层单位主要负责社会事务，大部分已经剥离了经济职能，他们在保证防疫任务完成的时候，会在上一级政策之上再做加法。在复工审批签字方面会比较谨慎，需要签字的部门越多，办成概率越低。这种“上热下冷”的局面，阻碍了政策的传导，需引起重视。
罗来军：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严格开工审批，可以理解，毕竟“轻敌”的教训还在眼前，生命大于天。但也需“有度”，要兼顾科学防疫和复工复产，在具体做法上要更加精细化。比如政府根据企业复工的急需程度，可分批分期复工以及接收工人回归，避免一窝蜂的复工方式。
此外，政府对企业是否采取了充分的防疫措施，还要进行监管和督查。总之，政府要做到“保障防疫安全的企业顺利复工，不设置政策性障碍；同时，对防疫不力的企业也不能随意放行”的目标。
新京报：企业复工，最直接的困难就是要给员工配发充足的口罩，这如何解决？
罗来军：当前口罩等防护物资的短缺有总量上的因素，但也有结构性问题，即部分人员和组织恐慌性地囤积了较多口罩等防护物资。接下来，除了进一步加大防护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外，也不妨积极对接和引入国际援助，让国际产能在增加急需性供应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也要发挥个体的能动性，单位或者个人在熟悉的范围内进行相互援助，“化存量为增量”。
当务之急，是让各种资源“流动”起来
新京报：目前，个别地方还采取了对部分省份务工人员一律遣返的做法，加剧了一些企业的“招工难”，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李丁：我国经济发展早已成为整体，大规模人员流动成为常态。“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减轻了管理者的甄别负担，但会导致大量工人返工难，严重影响企业复工和正常生产。如今工厂和企业内部生产过程都是分工合作、流水线式的，缺少一个岗位的工人，整个流水线都无法开工。实际上，除湖北地区外，外省务工人员携带病毒的概率很低，因此否定整个务工队伍，有些过度紧张、过激反应。
赵忠：要让劳动者有序安全地流动起来。劳动者仍然是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而且每位劳动者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杭州市实行的“人员一码通”,使疫情可控，同时保证了人的有序流动。
新京报：目前，要尽快恢复全产业链，还面临上下游企业不够协同、物流不够畅通的难题，该如何解决？
李丁：产业链的协调在正常情况下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但在举国防疫的情况下，人口流动、物流都受到了影响，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市场难以正常运转。当务之急是，疫情不太严重的地方，除了医疗卫生系统加强准备，社区系统适当配合外，应立马完全恢复正常。
马亮：在产业链衔接和配套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企业为了恢复产能和摆脱困境，会积极盘活上下游产业链。在市场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可考虑为企业提供一定支持，比如，北京已有相关帮补措施。可鼓励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同物流公司合作，既为物流提供了劳动力，也减轻了企业生存压力。
赵忠：还可以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优势，引导大型互联网企业、平台企业和国有企业充分发挥作用，为企业提供信息支撑和供求对接，帮助企业减少疫情上下游产业链的冲击。
疫情暴露的短板，或成经济“新增长点”
新京报：在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做好哪些方面的服务？
赵忠：在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企业、政府部门和专家的作用。真正做到“防疫生产两不误”。卫生与健康部门、疾控部门应该指导企业梳理生产过程中的风险点和对应措施，有效防止疫情扩散。企业也可以聘请防疫方面的专家，帮助企业制定疫情期间的防控措施。
李丁：政府首先应该做的是将医疗卫生系统准备好，一旦出现疑似案例能够及时隔离和救治，降低病死率，增强大家对于战胜疫情的信念和信心，让企业和民众有明确预期。在此基础上，尽快恢复湖北以外地区的正常生产生活，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的影响。
最近很多地方相继制定了减税降费免租等一系列举措，这些无疑体现了政府的主动而为；但也要注意防止“用力过猛”。防疫成本如何在社会分担，有政府作用也有市场作用，“大包大揽”也可能扭曲市场，难以真正惠及中小企业。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
新京报：目前，很多地方都出台了帮助中小企业纾困的一系列举措，有观点建议，为企业减免部分社保，这种呼吁是否可行？
马亮：社保缴纳问题既涉及企业运行成本，也关乎职工福利、代际公平和社会保险制度长期平稳运行，因此需要拿捏好度，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对于财政状况良好和社保基金运行情况不错的地区，可以考虑适当下调职工社保费率。当然，政府部门也可以通过很多其他方式来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新京报：2020年是我国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疫情的发生可能让我们损失了一些“元气”，接下来如何尽快让经济步入正轨？
李丁：这次疫情导致我国全面进入防疫状态，大量劳动力归巢，无法外出工作，影响面比2003年的非典要大，而且我们的经济体量、经济结构和2003年都大不相同。尽快恢复元气的关键是如何让民众对未来经济有信心，寻找新的增长点非常重要。
反思这次疫情，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基层治理等软性方面加大投入，让它们替代基建成为关键领域，或许可以达到一定的乘数效应，增进居民获得感的同时，提振市场信心。经济学家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欧美很多国家在这些公共消费方面的支出是很大的，这对于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真正推动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作用不容小觑。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孟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