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一起毒杀案令念斌成为犯罪嫌疑人，并被判处死刑，今年，念斌最终迎来了无罪宣判。该案对贯彻疑罪从无原则、有效辩护理念等意义重大。去年，“两张案”纠错引发司法界内外震动。张高平叔侄2004年被控犯下强奸杀人案，被判处死缓和有期徒刑。而检察官张飚，作为体制内的一股健康力量，推动了此案的翻案，为叔侄俩洗清不白之冤。

张飚

疑罪从无就是正义

　　我一直有个看法，如果不是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们不会反反复复、花上几十年来申诉，这个道路真的非常漫长、艰难，他们也更敏感，假如我们处理不当，对他们来说又增添了感情上的伤害。

　　念斌：你觉得作为检察官应当如何听取对方诉说他认为的冤情?

　　张飚：热情细心听他的需求，分析材料。让别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我一直有个看法，如果不是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们不会反反复复、花上几十年来申诉，这个道路真的非常漫长、艰难，他们也更敏感，假如我们处理不当，对他们来说又增添了感情上的伤害。

　　念斌：检察官是否负有伸张正义、纠正错案的责任?

　　张飚：肯定负有此责任。我们说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宪法第129条明文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错案必究、违法必追，这是基本职责。对检察官来说，办一千个、一万个正确的案件，是应该的，办一个错案，就是不可逆转的。

　　念斌：你如何看待“疑罪从无”?

　　张飚：如果很多证据表明不构成犯罪，或者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犯罪，都要无罪释放。从法律程序上来讲，这就是正义。落实到现实中，有些人对这个原则有看法，我觉得正常，部分人的看法不会影响社会前进的脚步，只能等待历史的沉淀。

　　念斌：一些冤假错案，是检察院与公安关系密切造成的，你怎么看?

　　张飚：检察机关与法院、公安机关是相互制约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法院进行监督，一旦发现任何违法事件，可以要求改正直至追究刑事责任。有些时候，公安机关抱有赶快破案、对社会有个交待的观念，或是追求破案率，通过政法委给检察机关施加压力，导致检察院对案件监督不到位，这些都是不正常现象。

　　我觉得依法治国的进程里，不敢说能绝对杜绝，执行者观念、思想认识不到位，有可能仍然出现偏差，但这些现象肯定会慢慢减少。

　　念斌：你觉得应当如何追责?

　　张飚：首先公检法都要承担相应责任。其次追责一定要到位，光针对办案人员，而没有涉及决策者，是不到位的。苍蝇背后有老虎，打了老虎，打苍蝇的阻力才能变小。

念斌

希望对枉法者问责

　　现在感觉自己还处在很浓的迷雾中。案子现在还是定义为疑案，给我解除的只是身体的枷锁，心理的铁链还很牢固。

　　张飚：重获自由是什么感觉?

　　念斌：能跟家人团聚，我很高兴。八年入狱折磨，从2006年8月7日被捕到2014年8月22日获释，我每天都在数日子。现在身体很不好，身心都是病。

　　张飚：从当庭释放到现在，心态会发生变化吗?

　　念斌：当庭释放时很兴奋，觉得八年的黑夜过去了。但现在感觉自己还处在很浓的迷雾中。案子现在还是定义为疑案，给我解除的只是身体的枷锁，心理的铁链还很牢固。我现在和这个社会脱离太久，如同八年前刚被冤枉时的感受一样，非常不适应。

　　张飚：狱中你曾想过自杀，为什么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支撑你继续生存的是什么?

　　念斌：如果自杀了，家里人和律师朋友就会失去坚持的基本动力，错案就不能纠正，我念斌就会永远背上杀人犯的恶名，我的家人就会一直是杀人犯家属，这没人能承受。

　　张飚：这些年很多人在为你的案件奔走，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念斌：我得说感谢，这句话听起来实在又太轻了。可除了这句，我又还能说什么呢?

　　张飚：你会对法律感到失望吗?

　　念斌：八年中法院反复判我死刑，每次听到判决，我第一反应当然是很失望;直到今年的无罪判决，释放给了我希望。但现在如果不对当年的办案人员进行问责，我仍会很失望。

　　张飚：会对公检法群体有偏见吗?为什么?还有另外的期待吗?

　　念斌：我觉得我只是我，有没有偏见并不重要，但公检法群体是公职人员，做符合他们职业道德的事，是他们的本分。否则，就应被问责。

　　张飚：对于自己的案件还有什么期望?

　　念斌：我最大的希望是得到道歉和对当年的办案人员问责，以及及时追查真相，这才能向社会证明我的真正清白。

　　张飚：假如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你的人生规划是怎样的?

　　念斌：我一个平民百姓，能有什么规划?就是工作赚钱养家，当时就想准备出国打拼，给家人创一个好的环境，好好教育孩子。

　　张飚：接下来怎么打算，会继续申请国家赔偿吗?

　　念斌：那当然，肯定申请，同时我将对枉法者提出追责请求，希望公安部能成立专案组查清真相。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编辑 孔璞

　　(本文首发于新京报新媒体，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1月13日出版新京报11周年特刊。)